1959年6月26日清晨，滴水洞山谷里一层薄雾刚散，毛主席在韶山水库边摸了摸清凉的湖水，笑着对身边的同事说：“要是老了还能回来住一阵子，就好了。”那句话被当地干部当作玩笑，却在十七年后成了老人最后的念想。

时间转到1976年5月，北方的杨絮刚落，保健医生吴旭君例行测量血压，数据依旧不乐观。主席握着听诊器，慢悠悠地来了句：“机器都报警了，还不让我歇歇？”众人强装轻松，实则心里发紧——这位82岁的老人，每一次咳嗽都像拉响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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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中央警卫局开始调度那架老旧的子爵号专机，航线北京—长沙周而复返。外界只看到频繁起降，真正的原因只是四个字：落叶归根。医护组内部曾有过一段对话，张玉凤压低声音提醒飞行队长：“一定得把气流颠簸的数据算准。”对方点头，却忍不住嘀咕：“要是早点飞就好了。”

主席提出回韶山休养，理由很朴素：乡音绕梁，病痛也轻。可问题摆在面前——高空缺氧，老人能否承受？再加唐山大地震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中央政治局迟迟未敢拍板。于是试飞继续，专机像一只在跑道上热身的候鸟，始终等不到放行口令。

7月28日凌晨，北京灯光剧烈摇晃，众人扶住病榻，生怕天花板砸下。地震尘埃未定，第三天的伤亡数字就摆到病床前。老人用放大镜一点一点看，看到“24万”这个数字时，手抖得厉害，泪珠顺着皱纹滚落。王新德后来回忆：“那一刻谁都不敢说话，只听见哭声。”

令人意外的是，在悲伤间隙主席精神突然振作。8月，他逐字批改《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足足用了两小时。批语只有八个字：务必抢险，务必救人。字迹歪斜，却掷地有声。

专机的数据终于达标。8月31日，飞行队收到最新指令：9月15日，北京起飞，长沙落地，全程配备增压氧舱与备用医疗组。这意味着老人距离滴水洞只剩十五天。军机处夜里连熬三班，反复修订路线和备降方案，连衡阳机场的应急燃料都备足。

9月6日黄昏，主席在床上翻阅档案，忽然对张玉凤轻声说：“家乡那口井，还在出水吧？”一句话点到即止，却让屋子里的人全红了眼眶。张玉凤强自镇定，回答：“水还是甜的，等您去了再尝。”老人含笑点头，似是有了盼头。

9月8日晚20时，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华国锋正会见外宾。21时50分，值班电话传来急报：“主席病情加重，请速回中南海。”华国锋撂下茶杯拔腿就走，宾客尚未来得及言别。23时，主席已陷入深度昏迷，呼吸极不规律。院方全力抢救，终究没能挽留。9月9日0时10分，心电监护器的曲线骤然平直。

子爵号专机此刻停在南苑机场，机舱里氧气罐排列整齐，却再也等不到主人。9月11日机务组收到命令：取消15日航班。没人说话，螺旋桨在夜色中静得可怕，仿佛也在默哀。

遗体如何安置，原本有方案：遵主席1956年签字倡议，火化。可群众情感汹涌，中央再三衡量，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南侧新建纪念堂。医师团队采取最保守的防腐工艺，24小时恒温监控，那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专业考验。

韶山的滴水洞别墅依旧安静。房门紧锁，桌上灰尘薄薄一层，墙角摆着当年留下的竹椅。当地老乡常常抬头望向北方，私下议论：“老人家还是没能回来。”话音里带着遗憾，却更多是一种理解——他属于这里，也属于更广阔的土地。

9月18日，北京街头黑纱低垂，十里长街万人肃立。有人举着自制的木牌，上面写着“主席回家”。那天风很紧，旗帜猎猎作响，如同山河发出的回声：滴水洞一日未至，但960万平方公里，处处可为归所。

几十年过去，子爵号专机早已退役，停在中国航空博物馆；唐山新城拔地而起，纪念碑铭刻着当年的数据。唯有滴水洞山泉仍在，潺潺不停。游客走到别墅门前，总会轻声感叹一句：“若是那年成功起飞，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