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七日清晨，北京的雪未化尽。中南海勤政殿里，政治局常委会准点开场。邓小平翻开桌上的简报，抬头望向众人，缓缓吐出一句话：“不管牵扯到谁，都要查，不能手软。”他点到的，正是青海杨小民杀人案。七个字写进会议纪要——“必须坚决、毫不含糊”。
与会者心里一凛。对一桩地方命案如此郑重，高层并不常见。其实，前一年七月三十日，西宁已经给出答案：囚车驶过街口，数万市民自发涌上屋顶、书摊，目送杨小民被押往刑场。鞭炮声、哭喊声、欢呼声交织，像一场迟到的宣布。
为什么一条再普通不过的人命，要用五年、动用中央调查组，才走到法律应有的终点？要弄明白这件事，只能把时间拨回一九七九年盛夏的一个清晨。
那天，省委大院水房里蒸汽翻滚。二十五岁的铝制品厂工人杨小民肩挑木桶，十七岁的待业青年王强拎壶倒水。水柱不小心溅上裤腿，两人互呛几句，声音没出大院。次日清晨，他们又撞见，嘴上火药味更浓。
王强转身回屋合衣而睡；杨小民却闷头回家翻箱倒柜。十分钟后，一个戴白帽、蒙口罩的人踹门而入。五寸藏刀寒光一闪，腰、背、胸，一连十数刀。王强挣扎到门口，声音嘶哑：“哥哥，饶命！”这句求生不过两秒，被堵回屋内。邻居闻动敲门，刀声戛然而止，血迹顺门缝淌出。十二小时后，医院宣告回天乏术。
案情清楚得不能再清楚：现场目击者、凶器、口供一样不缺。西宁市公安当晚收网，杨小民落网时居然冷笑，“我爸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我不怕。”两周后，城中区法院一审：故意杀人，死刑立即执行；市中院维持。卷宗送到省高院复核，本应只是例行盖章，却突然峰回路转。
复核结论：改判死缓。理由写得让人哭笑不得——“两人争执，先动手者不详，被告人年轻”。消息一出，西宁茶馆炸了锅。《青海日报》编辑走出门，都能被拦下质问一句：“杀人还能年轻免责？”王家的退役老父亲开始了信访，信写到手发抖，回信却永远停在省里。
案子改判后，两年里又被降到无期；与此同步，杨小民的父亲杨国英先是副主任，后升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暗地里，一张“四川婆姨陕北汉”的朋友圈正在迅速收紧：法庭、检察院、组织口，多是同乡、同学、战友，行动比电话还快。
一九八三年，《光明日报》驻青海记者陈宗立觉出不对。夜里，他抱着小录音机翻看卷宗，心里直打鼓。有人悄悄提醒，“别管闲事，小心后半辈子。”他一句回得干脆：“记者不写这个，写啥？”一连三份内参，递进北京。
一九八四年夏天，中央顾委常务副主任薄一波牵头，最高法、最高检、中纪委、中组部派员，一支人数不多的调查组飞抵西宁。高原反应压得人头疼，他们仍跑案发现场、狱中讯问、调档案。有人累倒在宾馆走廊，输完氧继续写记录。三十天后，一份八千五百字的报告直达中南海。
报告点名道姓：某些法院领导擅改口供，检察官故意漏证，杨国英案发当夜索要公家手枪三十发子弹。甚至连电话值班表都被附上原件。最刺眼的一句：此案成为个别干部牟取升迁资本。
中央批示比往常更快。六月份，办公厅电报青海：限期改判，依法执行。七月，省委班子调整，几位卷入的官员被待查。月底，杨小民枪决于西宁北川河畔。行刑前，执行员问有无遗言，他低头说不出话，只是咬着嘴唇发抖。
文件落款还没干透，政治局常委会就把案例推上台面。邓小平的那句“要真正抓紧实干”的后面，还有一句被记录员划重点：“杀了人，谁都保不住。”会场无声，却比枪声更震耳。
从此，关于高干子女、裙带网络与法律尊严的讨论，在干部培训课堂、在各省党委会上，被一次次提及。杨小民案没被当作口号，而是一张冷冷的教科书，提醒后来者：权势可以织网，但法网终究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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