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的一个午后,北京西长安街上蝉声正响。人大礼堂里的空调还没装好,耿志远汗湿衬衣,却满怀期待地把几份同学履历递到父亲的案头。新成立的外事委员会急缺懂行的人才,这几位清华高材生无论背景还是能力都合格。耿飚看完资料,当即点头:“行,通知他们来报到。”耿志远心里石头落地。可谁也没想到,仅仅一分钟后,老将军抬起头,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干脆:“你不去。”一句话,像闷雷砸在儿子头顶。

耿飚给出的理由简单——避嫌。对于任何可能被误读为徇私的情形,他向来宁可绕远也不肯踩线。有人疑惑,外事委需要熟悉英语又通工程技术的人才,为什么偏偏把自己的儿子挡在门外?要弄明白这件事,还得把时间拨回到1946年5月,耿志远出生的那一刻。

彼时,华北战事吃紧,耿飚正率部队收复张家口,炮火连天。母亲赵兰香跟着后方辗转,各地百姓还没搞明白小脚老太太刚被解放,婴儿啼哭便已伴着枪声响在窑洞里。也正因为这段经历,耿志远后来常笑称自己“听着迫击炮成长”。若干年后,他爱回忆父亲带兵穿草地的细节:鞋底陷进泥浆,草根踩不准就要被吞没。父亲告诉他:“走错一步,自己连同搭救的人都会陷进去。”

1950年,四岁的耿志远随着父母抵达斯德哥尔摩。新中国第一任驻瑞典大使夫人一改土布军装,旗袍配手套,外加一双七厘米高跟鞋。当时局里不少同志心里嘀咕,“这像不像脱离群众?”直到邓颖超轻轻一句:“国际场合须体面。”议论才算消停。赵兰香向来利落,只一句“组织安排”便把旗袍穿得理直气壮。

瑞典超市里罐装黄油摆满货架,小男孩第一次吃面包就往上抹厚厚一层。耿飚见状并未呵斥,却在灯下给他讲长征煮皮带的故事。一碗皮带汤贪吃不得,过草地饿过头的战士掏到粮食,刚吞下肚又猛灌凉水,肚子胀得回天乏术。耿志远不久就懂了:口腹之欲不过一时,节制和自律才是一辈子的事。

外交生涯并非处处从容。新中国驻瑞典使团途经莫斯科,碰巧赶上北欧政府集体休假,两个月干等,客观说略显尴尬。耿飚只简单四个字总结——“调查不足”。几年后瑞典老国王去世,使团致哀电报把“悲伤”误写成“荣幸”。那回,耿飚亲自登门道歉,外方客气回应,可内部会上他还是归咎自己:“低级错误,没有借口。”耿志远在一旁记录,父亲的标准日后成了他工作里抬头可见的“刻度尺”。

1965年,高考恢复不久的清华校园迎来18岁的耿志远。工程物理系的课表排得满满当当,核理论、电机控制、流体力学一个不落。课余时间,他还要啃父亲划线的英文原版。英语老师被请到家里时,耿飚只交代一句:“不许省略语法。”看似苛刻,实则是对儿子最实在的“嫁妆”。

“特殊年代”尘埃落定后,中央决意重整外事系统。耿飚受命兼任外事委员会主任,急需一批既懂技术又懂外语的新生力量。这正是耿志远发挥所学的好机会,然而父亲一句“你不去”令所有设想化为泡影。耿志远后来无奈感慨:“父亲把我同学都收下,唯独把我踢走。”表面似乎不近人情,实则是老将军对子女的最高期望——凭能力吃饭,不靠关系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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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春,已离休两年的耿飚重回陇东。一队老乡堵在县城口,既迎接也“告状”。抗战时一个小战士差点挨枪毙,全村跪求行个方便。耿飚念在群众情面改判戴罪立功。如今乡亲们越说越激动,耿飚突然扭头对随行干部抛出一句:“你们要是犯错,老百姓会替你们求情吗?”听者无言。几十年过去,他依旧用最朴素的群众标准检验干部。

1989年正式离休后,耿飚把时间埋进纸墨。练书法他从不“摹古”,理由只有一句:“书里有我,没必要别人。”画竹同理,一竿竿笔直,折枝转折寥寥数笔,却透出横戈立马的影子。儿女看出端倪,直夸“父亲画的是自己”。耿飚笑而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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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月23日,耿飚在北京病逝,终年九十一岁。家中的保险柜空空荡荡,仅留下若干笔记、几幅硬笔手稿。一位部队老友前来吊唁,拍着耿志远肩膀说:“这才是最贵重的遗产。”耿志远点头。他明白,父亲真正赠与的是做事的分寸和做人的底线,不可价码衡量。

回顾耿志远的成长轨迹,从炮火里的摇篮到清华校园,再到科研岗位,每一步都能看到耿飚的影子,却偏偏没有“父亲铺路”这几个字。老一辈革命者最鲜明的传家宝,正是那两个字——规矩。年轻时听来严苛,如今回味,却句句在理。

耿志远总结父亲:耿直,坚毅。短短四字,不花哨,不铺陈,却将一位开国将领、一名外交老兵的脊梁勾勒得分毫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