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初春,沈阳的风还带着寒意。阔别七年,33岁的孙玉国推开家门,先是一愣——院子翻修一新,妻子孙国珍泪眼盈盈地迎上来,两人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紧紧握着手。夜色很深,他却怎么也睡不着。耳边,总响着一句悄悄话:“你从主席台上下来,怎么只跟左边的人握手?”

回想那一幕,时间要拨回到1969年4月1日。那天,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坐在代表席上的孙玉国刚刚从血与火的珍宝岛前线归来。开幕式前,他被通知有三分钟发言。灯光刺眼,他在数千名代表的注视下讲起3月底的那场恶战。话音未落,毛主席首先站起,掌声骤起,席卷人民大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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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会时,周总理走到他跟前,低声提醒:“等下主席再鼓掌,你上去,敬个礼,握个手。”孙玉国愣了一下,“要上台?”“战斗英雄嘛,该有这个胆量。”总理似笑非笑地拍拍他的肩。果然,下午继续发言时,他提到炸瘫苏制六二坦克,主席再次起立鼓掌。孙玉国热血上涌,大步走上主席台,一声“毛主席万岁”,敬礼,握手。掌声如雷。

激动劲儿过了头,他顺着自己登台的左侧,挨个把手握下来。那排坐着中央几位领导,更多是革命先辈。等他回到座位,同行的侦察员凑到耳旁:“你怎么光跟左边的握?右边那么多人等着呢!”孙玉国这才反应过来,脸腾地红了,“我下台的路在那边,没琢磨别的。”一句憨直解释,却让身边人哭笑不得。

这一“乌龙”没有影响他的前程。1969年9月,他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连跳两级,当了副团长。珍宝岛炮火硝烟未散,组织上就安排他四处作报告。外地礼堂的掌声一波接一波,勋章闪闪,他却难得回到自己的连队。1972年9月,再次归队时,任命书已变成“某边防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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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孙玉国像是坐上了快车。1973年夏,他调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三个月后,又升沈阳军区副司令,肩扛两星,年仅三十三。有人说他是“飞起来的人”。他笑着摆手,心里却拧着一股劲:不能掉队。于是,身姿笔挺,话更硬,脾气也见长,“话要听我的”成了口头禅。昔日同袍背后嘀咕:英雄的肩章重,心里的距离更远了。

风向突变在1977年。7月1日,经中央军委决定,孙玉国被停职审查。9月,他被要求写检查并交待问题。那阵子,他被隔离在一座院子里,白墙灰砖,寂静得能听见风吹杨树叶。探视受限,孙国珍每隔几日写一封信,“玉国,只要对党忠诚,路还在。”短短一句,把他的心拉回到珍宝岛的冰面上:当年能迎炮火,今天也能扛得住风浪。

被免职的消息公布后,他被按正团职转业。1982年冬,他走进沈阳郊外的一家机械厂。心里打鼓:昔日副司令滑到车间,谁服?可工人们见他第一面,递上热茶:“孙师长,进屋,屋里暖。”没有奚落,没有冷眼。他却像穿了铠甲,话少地厉害。一个焊工看不下去,说:“你要是把自己关在盒子里,咱咋成兄弟?”那天,他才第一次在车间笑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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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给了他单间宿舍,也给了试错的机会。调度表看不懂,他就半夜琢磨到灯亮;焊机上手不稳,他让师傅拿红漆在地面画线,练到手臂发抖。慢慢地,他能和工友边干活边聊天。一次夜班,一位小伙子指着他:“哎,你刚才笑了,可算像个自家人喽!”众人轰然大笑,他也乐了。

1983年春,公司开设“调整工资委员会”,主任非他莫属。工友工资条怎么定,他挨个敲门听意见:“多几块钱,家里就能多买点肉。”这种换位思考,让他在厂子里口碑极好。1985年考全国厂长执照,他提前写信给考官:“我情况特殊,劳烦早告成绩。”回信只有两字——“合格”。他把信纸叠得整整齐齐,揣进上衣内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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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军区后勤部经贸局伸出橄榄枝,请他回炉搞外贸。他去,先是助理,后当副局长,业务飞速上手。1999年,五十七岁的他办理退休,组织特批保留副师级待遇,人走档案留军区。那天,老战友送行,谈起珍宝岛,他只是摇头:“那枚红星章,沉得很呐。”

2002年清明,他再度踏上珍宝岛。冷风卷着芦苇沙沙作响,他默默站在江岸,眼前仿佛又出现那年挥舞驳壳枪的自己。看着对岸的水面,他轻声说:“百年后,把我埋这儿。我得守着他们。”

风吹走话语,只留下岛上几点残雪。那句“为什么只握左边的手”随风飘散,却时常提醒着他:荣耀可来可去,真心永远要对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