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8月，武汉江风正劲。夜色里，毛主席倚栏远望江面，陪同的干部轻声问道：“主席，要不要顺路去一趟沿海？”毛主席摇摇头，只留下八个字：“福建不宜，我不去。”话不多，却道尽深意。
从1949年至1976年，毛主席曾先后五十八次离开中南海，足迹遍及东北、华北、中原、西南，唯独东南沿海的福建始终缺席。若只看数据，很容易得出“无暇顾及”或“兴趣不大”的结论，但时间轴往前拨，答案却恰恰相反。
1929年春，红四军第一次翻越武夷山时，闽西山村里的人们还叫他“毛委员”。在长汀辛耕别墅，他主持前委扩大会议，提出“赣南闽西二十余县”建根据地的设想，一张手绘草图至今仍在长汀博物馆保存。那十七天，他几乎不眠，亲自设计军装式样，奔走动员，闽西的夜被油灯照得如同白昼。
随后三个月，他带病奔波在汀州、上杭、永定之间。肩上扛着担架也要进村访贫问苦，乡亲们记得这位热心“毛委员”在祠堂里给大家讲“翻身得解放”；也正是在上杭附近的深夜，他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初稿。
到1931年，红军接连粉碎敌军“三省会剿”与“围剿”，建宁、泰宁、宁化的山川成为中央苏区的北大门。中央苏区最鼎盛时，福建已有半壁山河染上赤色。周恩来途经长汀时，感慨这里“繁盛甲于四省”。这些岁月，让毛主席与福建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感。
然而，革命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32年赣州战役失利后，江口、宁都两次会议上，毛主席的主张被否决。他被调离前线，赴长汀“养病”。同年11月，他在福音医院迎来长子毛岸红的诞生。那段时间，他天天步行走访盐号、纸坊、各处手工业作坊，连夜记录“群众吃盐难、行路难”的情况。才溪、长岗等调查报告，就此成形。
七次入闽，前后五百多日夜，毛主席几乎用双脚丈量了半个福建。也正因此，建国后只要提到福建，他往往不用地图。1953年，福建省委将总投资一千三百万元的“厦门海堤”方案报到北京。彼时国库拮据，许多省份也在伸手要资金，可毛主席看完文件，批示“立办”。当年六月，工程指挥部挂牌，一万多名工人鏖战在灼热的海滩，十月海堤合龙，十二月汽车奔行其上。
同一年，东南沿海风浪未平。隔海而望的台湾当局仍扬言“反攻”，金门炮声时有回响。中央评估安全风险，认定福建属第一线战区，任何重大会议都不敢在厦门、福州召开，更遑论让最高统帅亲临。此时，叶飞被毛主席点名出任福建军区司令兼省长，“前线一把手”的责任，一直坚持到1968年。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虽未到场，却时时过问福建的“那些老地方”发展。1957年鹰厦铁路竣工，南北贯通，福建内陆不再“火车不通，货上肩挑”；1960年东山岛战备码头建成，他批示“好钢用在刀刃上”；乃至“文化大革命”风雨激荡中，中央依旧向闽投入稀缺的钢材和设备修复沿海防线。
那为何主席始终止步闽外？归结起来，既有国防考量，也有他本人的克制。福建距离海峡对岸最窄处不足两公里，任何闪失都可能导致险局。此外，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千头万绪，主席每一次离京都需谨慎衡量性价比。与其亲赴火线，不如授权得力干将，既保证安全，也能使地方有更大自主权，正如他常说的“用人要放手”。
历史留下别样注脚。1965年5月，毛主席南巡回京途中，在长沙橘子洲头谈及过去闽西岁月，提到长汀的山水与百姓，“那里好，待人热乎，可惜现在去不得。”同行者回忆，他顿了顿，随即补上一句，“去不得，也要管好。”这句看似云淡风轻的话，道出他对那片土地的两层情感：深情与牵挂。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逝世。福建各地群众自发戴白花、挂菊纱，长汀老乡抬出保存多年的“辛耕别墅旧椅”，在县城口燃香凭吊。隔海不足百里的金门，也一夜之间沉寂下来，没有再传来枪声。
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后回溯，那道由花岗岩砌成的厦门海堤依旧坚实，鹰厦铁路的汽笛依旧轰鸣。人们大多知晓它们的经济价值，却少有人记得，当年那份批示正出自未能再踏闽土的毛主席手笔。正是那份及时的允准，让闽山闽水拥有了一条走向更广阔天地的脉络，也定格了一位革命者对旧日战场的深情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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