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春天，对一个叫“张嘉仪”的中学老师来说，北平送来的那封信，不亚于一道赦免令，一张能让他重获新生的船票。
信是梁漱溟先生亲笔写的，请他这位“隐居”在温州的文化奇才北上，参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大计。
拿着这封信，“张嘉仪”激动得手都在抖，他知道，自己五年来的苦心经营，马上就要开花结果了。
他跟学校里的同事告别，话说得很漂亮：“北方需要人，我该动身了。”
大伙儿都羡慕这位才华横溢的“河北名士”，以为他要去首都一展抱负。
可谁都不知道，这个叫“张嘉仪”的儒雅外壳下，藏着的是一个在逃的头号通缉犯——胡兰成。
他不是要去拥抱新生，而是要去完成一场瞒天过海的豪赌。
时间往前倒个十几年，那会儿的胡兰成，可不是什么教书先生。
1938年，抗战打得最艰难的时候，整个中国都在流血，他却在上海的咖啡馆里，慢悠悠地写出了一篇叫《战难，和亦不易》的文章。
这篇文章里头，一个“打”字不提，翻来覆去就一个意思：抵抗没用，不如跟日本人和谈。
这篇文章正对上了汪精卫那伙人的胃口。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一看，拍案叫绝，说这人笔杆子厉害。
就这么着，胡兰成被拉进了汪伪集团，当上了伪《中华日报》的总主笔。
从那天起，他手里的笔就不再写风花雪月，而是变成了给侵略者涂脂抹粉的工具。
他写的文章，讲的话，都是在告诉老百姓，日本人来了是好事，大家要一起建设“大东亚共荣圈”。
到了1940年，他更是青云直上，汪精卫亲手提拔他当了伪宣传部的二把手。
在南京，他替日本军方写稿子，在电台里广播，把投降说成是“曲线救国”。
日本人也挺待见他，一个叫谷正之的日本高官，当面夸他是“中日文化之桥”。
这顶帽子，听着好听，实际上是用民族的血泪织成的。
不过，胡兰成这人，精明得很。
他不是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死忠分子，他心里跟明镜儿似的，知道汪精卫这帮人长不了，日本人这艘船迟早要沉。
所以，他一边给汪伪政权卖命，一边悄悄给家里人安排后路。
有一次，他跟同事私底下嘀咕了一句“日本必败”，这话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汪精卫耳朵里，差点就把他给办了。
要不是有日本特务保他，他的汉奸生涯可能就得提前画上句号。
一晃到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汪伪政权树倒猢狲散。
清算的时候到了，南京、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抓捕汉奸的通缉令，“胡兰成”三个大黑字，就在最显眼的位置。
他脑子转得快，一看风声不对，连家都没敢回，揣着几件换洗衣服就开溜。
从汉口跑到上海，又从上海躲到杭州，最后像一滴水掉进大海里，藏进了浙江温州。
他托人弄了封假的推荐信，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张嘉仪”，跑到温州中学当起了国文老师。
为了把这个“张嘉仪”演好，胡兰成是下了血本的。
在课堂上，他讲起《诗经》、宋词，那是口若悬河，引经据典，加上他本来就有的那股子文人派头，把学校里的师生迷得一愣一愣的。
谁也想不到，这个温文尔雅的“张老师”，就是报纸上那个被千夫所指的“文化汉奸”。
他自己呢，也乐得装出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跟人说自己是“江左散人”，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
可他心里那团火，从来就没灭过。
躲在温州的这五年，他一天都没闲着。
他把宝押在了文化圈，觉得新中国刚建立，正是用人之际，他这一身才学，总会有用武之地。
从1946年开始，他就有计划地给国内那些有头有脸的文化名人写信，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棋，就是搭上梁漱溟先生这条线。
他给梁先生写了十几封长信，信里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在乱世里坚守文化理想，对过去犯的错悔恨不已的读书人。
他说自己愿意“以残年投身文化建设”，话说得那叫一个恳切。
梁漱溟先生爱才，又看重儒家传统，一来二去，真被这个“张嘉仪”的才情和“诚意”给打动了。
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信纸背后，藏着一个天大的骗局。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1950年初，胡兰成揣着梁漱溟的邀请信，告别了温州，踏上了北上之路。
他先在杭州停了几天，当地的一些读书人听说这位“河北遗才”路过，争着请他吃饭，把他当成了座上宾。
这一路顺风顺水，让他觉得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好日子就要来了。
到了上海，他住在一个旧日学生家里，准备过几天就动身去北平。
第三天傍晚，天上下着毛毛雨，他闲着没事，溜达到四川北路一个旧书摊前。
就在这个不起眼的书摊上，他的人生被彻底改写。
他正翻着书，旁边两个老主顾的聊天声钻进了他耳朵里：“听说了吗？
最近‘镇反’，抓了好几个潜伏的汪伪大官，报纸上都登了照片！”
“镇反”、“汪伪”，这几个词像锤子一样砸在他心上。
他感觉头皮一阵发麻，手上冒了汗，却不敢让人看出来，只能故作镇定地拿起一张摊开的《解放日报》。
头版上“坚决清除汉奸残余，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黑体大字，看得他眼皮直跳。
他哆哆嗦嗦地把报纸翻到副刊，一排新闻照片猛地撞进他眼睛里。
照片上，几个被五花大绑、即将押赴刑场的汉奸，个个面如死灰。
其中一张脸，他死也忘不了——那是赵毓麟，他当年在伪宣传部的老部下。
那一瞬间，胡兰成感觉浑身的血都凉了。
照片里赵毓麟那绝望的眼神，和报纸上冰冷的铅字，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自己的下场。
什么北平的职位，什么文化整理的宏图大业，什么重获新生的美梦，在这张薄薄的报纸面前，一下子全碎了。
他脑子里嗡的一声，只剩下一个念头：新中国这把扫帚，是要把所有犄角旮旯的灰尘都扫出来，他这个“张嘉仪”的壳子，根本不顶用。
“不能去，绝对不能去。”
他失魂落魄地放下报纸，嘴里反复念叨着，踉踉跄跄地离开了书摊。
那天晚上，他连夜跑回住处，行李都来不及细收拾，只给女主人留了张字条，托她转告梁先生，说自己才疏学浅，怕是担不起重任。
然后，他拎起皮箱，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上海的夜雨里。
他化名“李阿三”，挤上了一艘开往南方的客轮。
到了广州，马上又想办法溜进了香港。
有朋友劝他，不如回大陆自首，兴许还能争取宽大处理。
他听了只是冷笑：“宽大？
下一个站在枪口前的，恐怕就是我了。”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人民的审判台前，没有他巧舌如簧的余地。
1950年4月，在香港九龙的码头上，胡兰成登上了一艘开往日本的货轮，从此再也没能回到这片他既爱又恨的土地。
在日本，他倒是能用回“胡兰成”这三个字了。
他靠着以前跟日本人打交道时留下的人脉，在出版社找了个校对的活，偶尔也去大学里讲讲中国文学。
当有日本学生好奇地问起他跟汪精卫的往事时，他总是摆摆手，淡淡地说一句：“旧事如烟，不提也罢。”
1981年，胡兰成在东京的一家医院里病逝。
临终前，他对着守在床边的友人，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说了一句：“我本不该走那条路…
多年以后，那位被他蒙蔽的梁漱溟先生，谈及此事也只是长叹一声：“书生误我，我亦误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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