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上海怪谈：肉票求绑匪撕票，只为省下一张旧纸，这大概就是民国第一狠人
一九四一年，上海滩发生了一件让绑匪界集体破防的怪事。
几个亡命徒绑了个大户人家的中年男人，狮子大开口要300万伪币，那时候这钱能在上海买几条街。
本来剧本都写好了：不给钱就撕票，家属肯定哭着喊着送钱来。
结果呢，当这人的老婆含着眼泪去探监，说家里现钱不够，打算把那个什么《平复帖》卖给洋人换钱救命时，剧情突然崩了。
这个平日里看着文质彬彬的男人，隔着铁栏杆突然暴走，青筋都爆出来了，对着老婆就是一通吼：“这兵荒马乱的，东西只要出了国门就回不来了！
我的命不值钱，那字画要是丢了，我做鬼都不放过你！
让他撕票吧！
别管我！”
绑匪当时就听傻了，干这行这么多年，见过怕死的、见过砍价的，唯独没见过为了几张破纸主动求撕票的。
这一僵持就是整整八个月，绑匪实在耗不起这时间成本，最后只好含泪大甩卖，把赎金从300万降到了40万，这才把人给放了。
在别人眼里那是命，在他眼里，那不过是守住国宝的筹码。
这个疯子，就是张伯驹。
你要是翻开民国顶级权贵的通讯录，他绝对是那个最另类的存在。
这哥们的起跑线，基本就是别人的终点线。
亲爹张锦芳是河南大富豪，伯父张镇芳是清末直隶总督，表叔更是袁世凯。
按照那个年代的剧本，这种级别的官二代，要么像张学良那样去带兵打仗，要么像袁克文那样去青楼里醉生梦死。
可张伯驹倒好，袁世凯亲自给他的旅长职位他不去，家里万贯家财他不要，偏偏一头扎进了废纸堆。
那时候家里人都骂他没出息，外人都笑他是人傻钱多的冤大头。
为什么？
因为他把能买下半个北京城的真金白银，全换成了不能吃不能喝的字画。
抗战那会儿，别的权贵都在忙着把家产换成金条往国外运，只有他像个逆行的傻子，拼了命把流落在外的国宝往家里扛。
最让人看了都要心梗的操作，就是他买《游春图》的那场豪赌。
这画是隋朝展子虔画的，算是中国山水画的老祖宗，原本在皇宫里待着，后来被溥仪带去了伪满洲国，日本投降后流落民间，被那个唯利是图的古董商马霁川搞到了手，正准备高价卖给洋人。
张伯驹一听就急了，到处找人，还建议当时的故宫去买。
可那时候哪有钱啊，连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眼瞅着这国宝就要出海了，张伯驹一咬牙，做了一个让全北京城炸锅的决定：卖房。
他卖的可不是咱们现在那种两室一厅，而是占地15亩、原属于大太监李莲英的超级豪宅“似园”。
这套在今天估计能值几十个亿的四合院，外加他老婆潘素所有的首饰，就被他毫不犹豫地换成了那一张发黄的绢纸。
当时多少人背地里戳脊梁骨：“为了个死物件，把自己搞成无家可归的乞丐，这怕不是脑子坏掉了吧？”
但这世上有些账，是用钱算不清的，得用心血去算。
如果你以为他只是个单纯的收藏癖，想囤货居奇，那你就太小看这位民国公子的段位了。
到了1956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七年，早已家徒四壁的张伯驹干了一件让所有嘲笑者闭嘴的事。
他把自己半辈子心血、几乎倾尽家产换来的《平复帖》、《游春图》等8件顶级国宝，全部无偿捐给了国家。
当时文化部想给他几十万的奖励，这在那个年代简直是天文数字，足够他瞬间重回富豪生活，但他摆摆手拒绝了，最后只收了一张轻飘飘的奖状。
他对郑振铎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我看东西，不看它归谁，只要它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我就心安了。”
这时候大伙才明白，他当年的疯癫哪里是在败家，他是在以一人之力，给这个民族守住魂魄。
不过，历史这东西总是喜欢捉弄人。
到了1958年，这位曾经挥金如土的公子哥，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惨淡。
不仅没了工作，还得靠老婆潘素卖画维持生计，甚至得变卖家里剩下的破烂度日。
那时候多少人见了他都躲着走，生怕沾上什么麻烦，但有一个人却始终记挂着他，那就是陈毅。
陈毅虽然是个带兵打仗的武将，但骨子里有股文人的义气。
他通过吉林省委宣传部的宋振庭，不动声色地把张伯驹夫妇安排到了吉林省博物馆工作，给了这位老人最后的尊严和一碗安稳饭。
真正的贵族，不在于即使遭遇再大的风浪，也能保持内心的体面与风骨。
直到1972年陈毅去世，张伯驹在灵堂前哭得像个丢了魂的孩子，提笔写下了那副著名的挽联。
也正是因为这副挽联，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当主席知道这位捐了半个故宫书画的老人现在居然混得这么惨时，当即指示周总理要予以照顾。
回看张伯驹这一辈子，你会发现一种特别强烈的反差感。
他拥有的财富足以买下半个北京城，最后口袋里却掏不出几个铜板；他被家族视为最不争气的败家子，却给国家留下了最丰厚的遗产。
齐白石送给毛主席的对联写错了字，旁边的大佬们没一个敢吭声的，只有他敢当面指出来，还给圆得天衣无缝，这就是他的真性情。
在这个精致利己主义横行的年代，张伯驹的故事听起来简直像个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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