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深圳国贸大厦顶层风大，88岁的邓小平凭栏远眺，灯火越过深圳河铺到维多利亚港。“要是1997年我还能站在香港街头就好了。”身旁的工作人员应声点头，却清楚地感到老人语气里掩不住的急切。那一年，距香港回归还有五年，时间像沙漏，谁也抓不住。

邓小平与香港结缘并不晚。1920年9月11日，16岁的邓小平乘“波尔多”号离沪赴法，轮船在九龙短暂补给。集市上中文招牌林立，却必须遵照英方条例营业，这一幕深深扎在少年心底。之后四次过港，他都只是匆匆过境，却把“主权”二字放进随身行囊。

新中国建立后，北京要面对的外部难题很多，毛泽东选择把香港暂时留在档案柜上。他对外界表示，中国幅员辽阔，治理自身已是头等大事，这块小土地先不急。表面云淡风轻，实则是为赢得时间——当时需要英国在台湾问题上松口，也需要利用香港窗口吸收资金与技术。

70年代末，国际格局出现缝隙。1979年中美关系解冻，英方也愿意重新评估在远东的利益。1979年，美方刚离开北京，邓小平就对身边顾问说：“香港问题可以摆到日程上来了。”为了统一思路，同年提出“一国两制”雏形：大陆搞社会主义，香港保持资本主义，井水不犯河水。

1982年9月24日，中南海怀仁堂气压很低。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坚持旧条约依然有效，邓小平直接亮底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丝毫回旋余地。”双方首次交锋不欢而散，英方代表下台阶时还在轻声抱怨气氛紧张。僵局持续到1983年春，英方发现金融资本已开始用脚投票，这才软化口风。

22轮谈判拉锯到19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签字，一锤定音：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的行使主权。文件备份被送入档案馆，而香港街头依旧摩肩接踵，普通商贩对十五年后的事似乎没多大实感。

进入90年代初，香港本地政坛暗流加剧，伦敦提出所谓“政治改革方案”。邓小平虽已退休，但仍频频批阅港澳办的文件，他写下一句掷地有声的批示：“坚决不能让步，协议必须算数。”英方试探多次无果，1996年12月，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宣布成立，回归程序进入倒计时。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与世长辞。噩耗传到深圳河口，许多老人抹着眼泪说，“他没能过河”。邓小平生前最后一次到离港最近的地方，是1992年那场“南方谈话”，当时他在金光闪闪的夜景中久久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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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回归典礼只剩数月，卓琳起初不打算公开露面，但想到丈夫未了的心愿，还是在五月底写信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表达想去香港现场见证的愿望。江泽民收到信后，只在批示上写了一句话：“可行，请港澳办妥为安排。”

6月28日清晨，北京至香港的专机升空。机舱里，81岁的卓琳坐在窗口，手里是一张1984年联合声明的复印件，纸张已被摩挲得略微起皱。同行工作人员提醒她系好安全带，她轻轻点头，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云海。

6月30日夜，香港会展中心灯火通明，中英双方举行政权交接仪式。零点临近，军乐响起，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一同升上高空。人群掌声如潮，卓琳站在贵宾席，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老爷子，我替你看到了。”这一句不足二十字，却在场许多人泪湿眼眶。

回归后的清晨，维港依旧船只穿梭，报纸头版全是升旗瞬间的彩照。曾经的殖民地标，被重新赋予了新的法律与制度。对于在场的几位将军来说，这一夜意味着近代屈辱史中最后的缺口被补齐；对于卓琳，则是半个世纪情感的落点。

香港回到祖国怀抱，邓小平未能亲见，但他留下的框架与远见，为这座城市运行提供了可遵循的坐标。卓琳在7月2日随代表团返京，到家后，她将那张复印件折好放入书柜，与丈夫的手稿并排。资料显示她终身再未踏足香港，可那一夜留在她记忆里的灯光，大概一直亮到晚年。

从1920年少年的惊愕，到1997年清晨的礼炮，七十七年跨度，个人命运与国家复兴交织。回顾这一过程，不得不说邓小平对时机的把握与对制度设计的预判，都是解决复杂主权问题的关键。历史没有悬念可言，一切推演都需要实力与耐心支撑，这便是那一夜港湾旗帜升起所传递的最朴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