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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千龙网）

陈永生的新著《语言与图象之间——古汉字与古埃及文字结构原理比较研究》（以下简称陈著）在方法论上突破了传统比较研究的窠臼，作者将比较项视为一个更高系统之中的两个关系项，它们之间既是同质的（共享着系统的普遍规则），又是异质的（在各自的差异对比中获得自己的价值）。为此，陈著比较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构建普适性理论框架（含术语系统），以便更加简明透彻地阐释自源古文字底层创造逻辑”。

陈著为了实现上述学术目标，突破了自源古文字（未受其他文字系统影响而独立创造形成的文字类型）研究的“六书”中心主义倾向，代之以语象合治的符号学立场，即不再将自源古文字简单地看作“文字”，而是语象融合之物；古文字研究不再单纯属于语言学、考据学或考古学，而重点研究“自源古文字底层创造逻辑”的机制——它显然也属于语象合治的符号学和认知科学。为此，陈著提出三种书写语言的方法：图符表意法、图符谐音法、意音图组法——我称之为“新三书”论。

这“三书”中的每一种都涉及语象关系。图符表意法告诉我们，任何图像都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言说，原始洞穴壁画言说着神话，中世纪的绘画言说着圣经，传统写意山水画言说着诗意，现代写实画言说着某物、某事。当图像的言说性被用来分析语言并与固定语言单位挂钩时，图符便成了意符。在古文字学中意符是与图像剥离的语意概念，陈著的意符超越了语言学而被处理为语象融合体。这种新的意符观既可以解释象形字（高度语言化的意符），也可以将图像解释为广义的意符（具有言说性的图像），既研究了意符的区别性（图像性意符与语言性意符的差异），又研究了二者之间共同的表达逻辑——语象融合建构之物。

图符谐音法的谐音不是传统语言学中的表音或记音，后者是语言中心主义的概念。所谓的“假借”或字谜原则，都是聚焦于不同符号如何表达语言的声音，是对其图像性的悬置和否定，如象形字的“而”（像胡须之形）假借为虚词“而”时，关注的是二者的声音纽带而非图像性。但图符谐音首先来自于图像内在的语象逻辑，齐白石弘扬了中国传统的图像谐音文化，他的许多画作都巧妙地运用了谐音来表达吉祥美好的寓意，像《和平万年》画面中红色荷花插在瓷瓶中，“荷”与“和”、“瓶”与“平”谐音，形成“和平”之意，左下角的万年青则寓意“万年”；《世世太平》将柿子与和平鸽画在同一画面中，“柿柿”谐音“世世”，再结合和平鸽代表的“和平”，引申出“世世太平”的吉祥寓意。陈著的图符谐音法就是这种图像谐音文化的理论总结。与立象尽意的图符表意法不同，图符谐音法是语言的可视化途径——语言借助实物或图像来实现自身的出场。当然，图符表意法和图符谐音法都属语象关系结合之法。

意音图组法指将意符和谐音符组合起来作为其书写形式，相当于“六书”中的形声。但不同的是，陈著将形声结构中的“形”（意符）重新阐释为“定符”颇具深意。在汉字形声结构中，如“娥”中的意符“女”也是不表音的，主要作为一个视觉形象单位参与文字的建构。传统文字学中形声结构的“形”，一般叫作形旁，或义符，或意符，被视为语言意义的载体或文字内部的结构单位。但“定符”这个术语颠覆了我们对“形”的认识，它是作为一个无声的视觉符号参与到古文字的建构中去，因此，形声结构被陈著称为“意音图组法”，也即语象互构之法。

在中国现代文字学理论中，唐兰、陈梦家提出了汉字“三书论”，裘锡圭（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历史学家）集前二者之大成，将汉字“三书”表述为表意、假借和形声。陈著的“新三书”似乎与以裘锡圭为代表的“旧三书”类同，但后者仍是传统“六书”理论的现代升级版，是站在记录语言符号的立场上探讨文字而忽略了其图像因素。

陈著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将自源古文字发生期的语象互构之法，具体表述为图符表意法、图符谐音法和意音图组法，借助这一“新三书”的理论框架及其详尽的字理分析，使其核心创意“自源古文字底层创造逻辑”得以清晰向读者呈现。这一研究并非对古文字现成结构规则的静态分析，而是还原它的语象互补、共生的原始生成机制，并通过这种还原，去揭示人类最为底基、最为根本的符号思维逻辑，极大地挑战了主流的语言中心主义文字学研究范式。

（作者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