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清晨，成都上空阴云低垂。电话铃尖锐地划破寂静，四川省资阳县武装部的值班员一句话把景希珍震得手脚冰凉——“军区首长让你即刻进城，有要事通报。”他心头一紧，隐约猜到，那个牵动自己二十九年军旅生涯的名字，怕是再也听不到回应了。
赶到成都军区机关，参谋低声说：“彭总的骨灰，要你和綦魁英同志护送回京。”景希珍没来得及落座，双腿猛地发软，扑通跪在走廊，抖着手扒住墙。泪水止不住。他想起十二年杳无音讯的老首长，想起那封最后寄丢的信，也想起那张存期三年的邮局存单——三千元，是彭德怀生前硬塞给他的“家用钱”。
飞机滑行在跑道上，他抱着那只暗红色骨灰盒，耳边似乎又响起当年的教诲：“小景，跟部队走，先学会忠诚。”一句话，把十九岁少年的未来拴在了这位铁骨元帅的身旁。如今物是人非，惟有泪水陪着疼痛的回忆，一路颠簸北上。
时间拨回到一九五〇年深秋。那时的景希珍刚过十九岁生日，接到“去北京报到”的口令，他不敢多想，只知道部队的命令从不需要打折扣。没承想落地尚未抖落尘土，又被带去沈阳，继而跨过鸭绿江。到志愿军司令部那天夜里，值班参谋对他说：“你去彭司令员那儿，当警卫。”这消息足以让一个西北小兵心跳到嗓子眼——他连拼音都没认全，怎敢伺候共和国的开国大将？
刚到驻朝司令部，彭德怀正伏案批阅电报。冷风从板壁缝里往屋里钻，屋角夜壶结了冰。景希珍战战兢兢地立在门口，彭德怀只抬头看他一眼，又低头写字。那一瞥锋利得像寒光，少年却因此记住了“军人威严”这四个字。
头几天，彭德怀气色阴沉。彼时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刚传到司令部，他白天批示，夜里辗转。旁人脚步稍响，他都皱眉。景希珍小心得像猫；可也是在这段极度压抑的日子里，他学会了如何静默守护。某个黎明，彭德怀递给他一碗稀饭，声音少有的温和：“小景，跟我干，保家卫国。”
长津湖反击打响后，景希珍忙到分不清昼夜。彭德怀骂干部时从不留情，转身却教景希珍识字、写报告。有一次看完张玉兰寄来的“慰问信”，老总笑道：“胆子大点，字不会写空着，我帮你补。”几句平实关怀，让景希珍悄悄把“忠诚”二字刻进骨子。
一九五三年冬，父亲景玉胜进京探子。老人刚落脚招待所，彭德怀立刻发火：“农民怎么了？我不也是农民娃？把他请进中南海！”那晚饭桌热气腾腾，元帅频频起身敬酒。老父回乡时耳语：“好好护着他。”质朴叮咛，重若千钧。
抗美援朝胜利，景希珍随彭德怀回到北京。挂甲屯、永兴巷，几个院落见证主仆情谊。孩子过生日，老总总爱揣两包糖，摸着小脑袋笑。可一九六二年春，局势突变，彭德怀把景希珍叫到身边，压低嗓子：“去连队，或去学校，别守在我身后。”青年红了眼眶：“只要组织允许，我跟您一辈子。”彭德怀点烟，烟雾里叹息未完——他明白，风雨就要来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夜里，成都旧宅灯光暗淡。彭德怀穿着汗衫，摇着芭蕉扇，突然说要“还一个人情”。他清清嗓子：“你家孩子多，手头紧，我有三千块，算我交给你。”景希珍慌忙摆手，被一句“执行命令”堵回。那张存单后来沉睡在暑袜街邮局，存期三年，却一放就是十载。
同年深秋，两人终被拆散。临别握手，彭德怀只说：“谢谢你。”景希珍没敢回头，怕眼泪掉下来。此后书信零落，到七十年代初彻底中断。世事如潮，他只能在心里把那声“首长”反复默念。
一九七四年，彭德怀病重住进三〇一医院。病床前，他对侄女彭梅魁嘱咐：“我那点存款，若还能领出来，记得给小景三千。别忘了，他和玉兰一直惦记我。”话音轻，却沉甸甸。次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元帅离去，享年七十六岁。讣告不载心中波澜，唯有亲人明白这位老兵最后想着谁。
电话另一端的噩耗让景希珍瞬间苍老。他随队护送骨灰，站在舱门口，低声自语：“首长，景希珍向您报告，我来了。”北京西郊，冷风卷旗。追悼会结束，众人散去，他却不肯离开。彭梅魁把一只信封塞到他手里：“伯伯说，给你三千，务必收下。”再听那句遗言，景希珍压在胸口十几年的泪水彻底崩塌。
拿到钱，他第一件事就是奔向暑袜街邮局。柜台老职工认出当年那张泛黄存单，感慨万千。景希珍把旧存款本小心折好，贴身揣回屋，像收起一段无法言说的岁月。钱仍旧花在妻子医药与孩子学费上，可那份沉甸甸的信任，比金钱更珍贵。
每到十一月末或清明，他必去八宝山小立片刻。帽檐压低，不让旁人看见湿润双眼。墓碑前，他轻声道：“任务还在继续，请您放心。”说罢，敬礼，转身离开。风吹旧军衣，扣子轻轻碰撞，发出细微声响——那是老兵岁月沉淀出的回响，也是对一位元帅最质朴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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