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深秋，南京城的梧桐叶落得正急，廖汉生刚在军区机关完成一天紧张的整编讨论，走出礼堂时，他注意到天色比往常暗得更快。彼时毛主席病情的传闻已在机关悄然蔓延，但任何公开讨论仍属禁忌。廖汉生没有停步，只抬头望了望不见星月的夜空，心里生出一种难言的预感。
转入1976年初，南京军区的工作重心依旧是精简与合编。叶剑英、邓小平对军区瘦身的要求，廖汉生“心里有数”，可执行起来却遍地掣肘。干部职数、番号变动、后勤缩编，没有一样触动不到个人前程。为了压住杂音，他干脆将首长办公一律集中机关，这一措施在3月落地。机关干部回忆，那段时间几位首长每天同吃同住，“见面就谈事”，效率陡然攀升，特权习气也被当头一棒敲碎。
同年8月4日，廖汉生赴沪治疗心血管旧疾。入院第一晚，秘书递上最新军情，电报袋厚得不像给病号看的。廖汉生简单一句“放着吧”，就撑着床头灯逐条批示。医生提醒他注意休息，他却摆手：“军里事耽搁不得。”语气平静，却透着几十年形成的倔劲。
9月6日上午，南京军区值班室电话直拨上海：毛主席病情加重。紧随其后的，是中央关于“做好各项应急准备”的密电。廖汉生放下话筒，只说“即刻返宁”，随即掀被下床，简单收拾行装。陪同医护担心旅途劳累，他淡淡回应：“现在不是躺着养病的时候。”
9月9日凌晨零时十分，伟人离世。5时30分，南京军区紧急会议。廖汉生宣读中央通知时，声音有轻微颤抖，仍保持一贯的低沉节奏。会场鸦雀无声，许多干部泪水顺腮而下。噩耗之后的第二道命令是“全军进入一级战备”，情绪与警惕在一瞬间同时拉满。廖汉生当即拍板：首长集中中山陵招待所，统一办公、统一就寝，确保命令直达基层。
连日奔忙与悲痛交织，廖汉生的血压急速攀升。9月11日送中央委员彭冲等人赴京吊唁时，他原本可以借口身体不适回招待所休息，却坚持等到当晚迎接专机返宁，向同僚了解主席遗容的最后情况。听到“主席面容安详”几个字，他低下头，良久无语。
但中央文件写得清楚，大军区负责同志留守各自岗位。廖汉生却总觉得心中缺一个“告别”。9月15日晚，他终于拿起电话，直接拨给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我想进京，亲自向主席作最后致敬。”寂静片刻，陈锡联在话筒那端低声回应：“老廖，你这请求让我很为难。”他明白廖汉生和毛主席的深厚情谊，也清楚中央在人事与安全上的谨慎。权衡再三，他答应向几位副主席汇报。
16日凌晨两点，军委办公厅电话把廖汉生从浅睡里唤醒：“中央批准，立即赴京，但名单不对外公布。”短短一句，足够让老将军湿了眼眶。他匆匆洗漱，天刚蒙亮便登上由北京调来的专机。机舱里寂静无声，只有发动机的轰鸣陪伴他回忆三十多年前在延安首次聆听主席报告的场景。
当天下午四时，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水晶棺中的毛主席身着灰色中山装。廖汉生上前三步，深深鞠躬，挺拔的军姿在那一刻微微晃动。随后他被安排守灵半小时，期间只听得到钟表走动的细微声响，他却觉得每一秒都像击在胸口。离开大厅时，他把手贴在外衣口袋里，那里放着一张1965年毛主席接见南京军区干部时的合影，照片边缘已经磨白。
次日中午，专机再度降落南京。来接机的参谋注意到首长的眼眶依旧通红，却没多问一句。下午的军区常委会上，廖汉生只是简要通报北京防务部署，然后继续讨论整编方案，语气听不出任何波动。会后同事悄声议论：“老廖还是那个老廖，情绪全压在心里。”
十月初，医生再三催促，他才返回上海继续治疗。躺在病床上，他让秘书把军区精简的新数字念给他听，核对后才肯签字。那年冬天身体稍有起色，他又跑遍皖南、赣北几处团级单位，查看成建制撤裁后的士气。有人劝他多静养，廖汉生只说：“裁撤容易，留住兵心最难。”
1982年，中央决定他退出领导岗位。正式交班那天，他将一本亲笔修订的南京军区精简纪要交给继任者，扉页写着八个字：“军队要打仗，不要冗官。”不少人读到这行字，才想起这位老政委八年前在南京推行首长集中办公时的气魄。
晚年廖汉生常去农村做调查，他说自己“当年在湘西参加农运，脏活累活都干过，现在看农村，眼光更准”。有人问他为什么始终关注田间地头，他回答得很直：“兵从农家来，兵心连着田土，农村富了，兵心稳了。”
2006年10月5日，北京清晨的气温骤降。95岁的廖汉生在医院病房合上了双眼。工作人员整理遗物时，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一本旧相册，照片正中是1976年9月16日人民大会堂内守灵的小小身影，背面只写了四个字：“此生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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