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一座气势恢宏的现代化建筑在北京城东南角拔地而起。当毛泽东主席踏上这座新火车站的月台，望着宽敞明亮的候车大厅与穿梭的人群，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走到售票窗口，指着一张北京到辽宁普兰店的车票询问细节，3.25元的亲民票价让他连连点头。这座由他亲自指示修建、周恩来总理全程督办的北京站，不仅终结了旧中国留下的铁路枢纽窘境，更以7个月建成的速度奇迹，镌刻下新中国建设的奋斗印记。
北京的铁路客运史，早已刻下旧时代的烙印。回溯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闭关锁国的清王朝终于计划修建天津至卢沟桥的津卢铁路，原本规划的通州终点站，却因朝廷担心破坏清东陵风水而改至卢沟桥，第一座火车站马家堡站就此诞生。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侵略者为运送掠夺的宝物，在马家堡与祈谷坛之间抢修铁路，催生了天坛内站；1906年，由外国设计师主导、充满欧洲风格的前门火车站正式竣工，成为此后半个多世纪北京的铁路核心。
这座见证了清末民初风云变幻的前门火车站，曾是中国最大的火车站之一，多条铁路干线在此交汇，承载着无数人的出行记忆。但到了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复苏与人员流动加剧，这座百年老站渐渐不堪重负。195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前门火车站日均客流量已突破3万人次，狭窄的候车室、陈旧的设施设备，根本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建设一座与首都地位相称、适配新时代发展的现代化火车站，成为当务之急。
毛主席一直牵挂着民生与基础设施建设，早已期盼北京能有一座现代化火车站。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临近，建设新火车站被正式纳入国庆十周年重点工程（北京十大建筑之一）。1958年，毛主席亲自作出指示，要求建成一座“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客运站”，周总理则亲自把关监督，从设计方案到施工质量全程过问。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彭真迅速牵头组织力量，一场轰轰烈烈的建设攻坚战就此打响。
经过反复论证，新火车站的选址最终确定在建国门与东南角楼之间，紧邻崇文门，距离天安门广场仅2.6公里，既方便旅客集散，又彰显首都地标气质。为确保设计水准，铁道部专门邀请了留美归来的著名设计师杨廷宝、陈登鳌等专家组建团队。设计师们结合中国国情与现代建筑理念，提出多个方案反复研讨，最终确定了对称布局与流线型设计方案，既满足高客流疏导需求，又融入民族风格元素。
周总理在审定设计方案时，提出在主楼两翼增设角楼的建议，让建筑整体更显庄重恢宏，设计团队立即采纳优化。1959年1月20日，新北京站工程正式破土动工。为保障工程进度，全国各方力量紧急驰援：呼和浩特局、郑州局抽调数千名建设者，天津铁路工程学校、太原工学院的学生也主动加入；山东的大理石、河北的琉璃瓦、秦皇岛的钢化玻璃、上海的宫灯电钟等物料从四面八方汇聚工地，专用铁路直接铺入施工现场，保障物资供应不断档。
最多时2万余名建设者、300多台机械、200多辆汽车日夜奋战，采用“边设计、边准备、边施工”的攻坚模式，创造了建筑史上的奇迹。值得一提的是，车站中央大厅采用35×35米的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拉杆双曲扁壳结构，这在我国建筑史上尚属首次应用；上海电梯厂在一无技术二无资料的情况下，拆解仿制进口电梯，联合19家工厂造出中国第一批自动扶梯，填补了工业领域空白。
1959年9月，仅用7个月零20天，新北京站便宣告竣工。9月15日，毛主席亲自前往视察，刚走进宽敞明亮的候车大厅就赞不绝口。在19号售票窗口，他与售票员亲切交谈，仔细询问软座与硬座的区分方式，当看到北京到辽宁普兰店的车票仅售3.25元时，对亲民票价十分满意。得知工程团队希望他题写站名，毛主席欣然应允，挥笔写下“北京站”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这也是他唯一一次为火车站题名。随后，周总理提议将题字改为红色并移至钟楼之间，让站名更显醒目庄重。
这座耗资5782万元的现代化火车站，可同时容纳1.4万名旅客候车，餐厅、邮局、电影院等设施一应俱全，还配备了当时罕见的空调系统，全国铁路80%的新技术、新产品都率先在此应用。1959年国庆节期间，7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前来参观，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参观后亲笔题词“走到共产主义”，苏联专家也对中国的建设速度与质量惊叹不已。
如今，北京站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承载几代人记忆的时代地标。从清末马家堡站的简陋雏形，到前门火车站的欧式风貌，再到毛主席题字的现代化北京站，这座车站的变迁，正是中国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的缩影。它不仅见证了新中国铁路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更镌刻着老一辈领导人的民生情怀与建设者们的奋斗精神，成为永远矗立的时代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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