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秋后的一个傍晚，南京下关江边的风掺着水汽扑面而来。刚从华东野战军转到总后指挥培训班授课的杜义德，合上讲义，突然停住了话头。他抬手指向窗外，对台下年轻军官说：“六营集那回，我险些让一肚子火坏了事。”一句意外的插曲，把众人的思绪拉回半年多前的豫鲁苏战场。
当年三月，“黄河战略”落空，国共和战的天平再次倾斜。蒋介石为夺回主导权，急调王敬久率七十师、三十二师、四十师摆成南北纵列，试图钳住刘邓大军。三地相距十五公里，看似连成一线，其实缝隙处处。刘伯承盯着作战图，指尖轻敲桌面，自言自语：“将汝断为三截。”一句轻描淡写的判断，为六营集的血火埋下伏笔。
受命担任“手术刀”的，是华野十八旅。旅长肖永银三十五岁，河北人，骨子里透着股倔劲。此前在汲县，他一夜之间把部队从城墙根撤到护城堤，救了一千多条命，却也因此背了“擅改部署”的名声。刘伯承找他谈话，只一句：“敢不敢再插一次？”肖永银咧嘴：“敢！”外头参谋听见，还以为两人说笑，哪里知道这是一场将生死全押上的赌局。
六月二日晚，十八旅西进薛扶集，五十三团先头遭遇敌骑小分队，活捉百余人。审讯一开口，竟又是三十二师。肖永银心里一紧，独山集方向怎会空了？原来王敬久发现布阵破绽后，临时令三十二师向北收缩，与七十师合拢。命令刚下，部队便撞进六营集这座仅三百户的小镇。
前哨传来电文：“镇内两口井，人比井深。”肖永银心里打了算盘——兵多水少，敌军又挤在镇里，白日硬攻是自找麻烦，不如夜袭。开拔前，他下令：“天黑再动，四路纵队，侦察兵打前锋，谁掉队谁挨罚！”这种打法与纵队原定昼攻方案显然不符，可他不愿再把弟兄往枪口上推。
与此同时，后方指挥所的杜义德接到战况简报：十八旅原地待命。电话一挂，他把桌上一叠电报甩得纸片乱飞，屋里参谋一声不吭。杜义德虽脾气温和，可这会儿眉角直跳——“关键时刻掉链子，万一被敌人脱身，怎么向首长交代？”电话连拨，十八旅参谋长只回一句：“旅长认为需暂缓推进，正在调整。”话音未落，嘟声已断，杜义德愈发焦躁，在指挥地图前来回踱步。
六营集夜色沉沉，火树银花却不是节日烟火。十八旅炮兵连在城北两侧架好炮架，三颗信号弹并发，白光迸裂，将狭窄街巷照得如同白昼。敌军乱成一团，争水、躲弹、抢道，相互推搡，反倒将巷口堵得死死的。肖永银举着望远镜冷静指挥，火网随人潮转移，步枪、机枪如梳子般扫过。次日拂晓，三十二师溃不成军，五千余人举手投降，武器堆得像座小山。
枪声停后，尘土未散。李震从怀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小条子，犹豫再三还是递了过去。那是头晚被他截下的电报：“纵队司令指示：十八旅立即推进！不得擅自停歇！”字迹刺眼。肖永银脸一沉，转身钻上吉普，车胎扬起一串尘沙。
纵队司令部的挂钟指向上午十点多，杜义德刚端起茶盏，一阵风卷着尘土和怒火冲进屋来。门口的兵还未通传，肖永银已跨步进房：“老杜，你凭什么骂我？！”声音冲得屋梁都颤了。杜义德抬眼，没吭声，反把茶杯往桌上一放，随即咧嘴一笑：“骂是应该的，可你这回干得对。”他让开椅背，“坐下，咱把账算算。”
地图重新摊开，箭头、红蓝小旗子回到视线中。对照战果，十八旅夜袭恰好堵死三十二师退路，配合兄弟部队在羊山集、独山集连绵推进，王敬久的南北阵型被彻底撕碎。杜义德轻轻敲桌：“临阵变招，若没成，你我都得上军事法庭；但你赌赢了，弟兄们赢了。”说罢，他抬头看肖永银，“以后再想改计划，先打声招呼。”屋里气氛一松，众人这才敢出声喘气。
战后总结会上，华野首长表情罕见地轻松：“十八旅功居首。”杜义德第一个鼓掌，有人悄声打趣：“政委昨夜还火冒三丈呢。”他摆摆手：“脾气归脾气，打仗嘛，看结果。”一句大实话，换来会场一阵会心的笑。
若干年过去，六营集的硝烟随季风散去，可在很多老兵的记忆里，那一夜的枪火与骂声交错，像刻刀一般鲜活。杜义德常说，指挥员之间的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敢担责。肖永银敢“顶撞”，更敢担着全旅的生死，这样的人，才配在最锋利的位置上舞刀弄枪。
后来的军事教案里，六营集突破被当作“灵活用兵、以小制大”的范例；而课堂间隙，杜义德偶尔停笔，眯眼看向窗外波光——风过江面，他似又听见肖永银那句：“我当然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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