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法国人把军舰停在雷州湾，炮口对着岸上的盐田，一纸条约就把广州湾揣进兜里，租期写得很客气：九十九年。那年头，香港已经当了半个世纪的“女王皇冠”，澳门也被葡萄牙人磨得发亮，轮到广州湾，巴黎的报纸只给了一句话：“我们又捡了一颗南海的珍珠。”没人问珍珠疼不疼。
法国人上岸第一件事，不是升旗，是量地。他们把整个港湾像切蛋糕一样分成“公使区”“兵营区”“土著区”，土著区最破，却得交最重的“码头捐”。一位盐工扛了两袋海盐去赶集，被收走半袋当“停泊费”，他蹲在岸边哭，眼泪落在盐上，盐又咸了几分。后来街坊传说：广州湾的盐，比别处咸，因为泡过乡亲的泪。
殖民政府发“广州湾法币”，印着戴高卢头像，纸薄，风一吹就飘。渔民们管它叫“飞纸”，换一斤米要揣厚厚一沓。有个老秀才把一张法币糊在窗户上当窗纸，说“让法兰西替咱挡风”，第二天风把纸吹进海里，浪头一卷，戴高卢的脸碎成白沫。老秀才对着海作揖：“洋大人，慢走。”
教堂钟声每敲十二下，监狱的铁门也跟着响一声，像是给上帝打拍子。法国人修的医院只收欧洲人，华人产妇被抬到门口，护士摆摆手，让去隔壁的“土著接生棚”。棚子里没有麻药，咬一块木柴就把孩子生下来。那木柴后来被母亲带回家，劈了当柴火烧，火苗跳得高，像在说：记住疼。
1943年，日本人来了，法国总督把仓库钥匙双手奉上，没响一枪。日军把教堂的彩色玻璃拆下来当枪瞄，把维多尔天主堂改成马厩，神父的圣经垫了马蹄。冬天，他们拉走两千多青壮年去海南挖铁矿，有人半路逃跑，被绑在榕树上练刺刀。树皮被血浸得发黑，第二年却长得更旺，村里老人说：那是树也知羞。
1945年8月，重庆的山城雾大，中法代表在一张小圆桌上签字，广州湾提前54年回家。消息传到高州会馆，说书的先生一拍醒木：“明日太阳从广州湾升起，不再姓法！”9月21日零时，海关楼顶升起青天白日旗，旗子被雨打得湿透，却没人舍得眨眼。街坊把过年剩下的鞭炮全点燃，炸得法国公使署的百叶窗噼啪作响，像替中国人鼓掌。
如今走过霞山，那些黄墙红瓦还在，门口挂牌“历史建筑”，拍婚纱照的新人笑得比阳光亮。偶尔有旅行团路过，导游用扩音器说“法式风情”，旁边卖甘蔗汁的大婶撇嘴：风情？当年这儿的风，吹得人头落地。她递上一杯汁，三块五，蔗渣嚼在嘴里，后味有点苦，像提醒别咽太快。
湛江港的吊机一夜能卸三万吨铁矿，海关大楼的玻璃映出霓虹，没人再提“飞纸”。只是每年9月21日，老码头会拉响汽笛，一长两短，像对海那边说：我们在这儿。笛声飘过海湾，飘过榕树林，飘到被填平的老监狱地基上，地基下埋着断链子和半截铁锹，锈得不成样子，却没人敢挖。
有人想把旧公使署改成网红咖啡馆，外墙刷成莫兰迪色，方案被市人大否了。理由只有一句：疼过的地方，别拿来做甜点。于是房子继续空着，藤蔓从窗缝爬进去，慢慢学会写中文，一笔一画，像在给那段日子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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