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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19日，喜马拉雅山麓的麻玛乡前线指挥所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海拔四千多米的克节朗河谷寒风凛冽，积雪皑皑，一场关乎国威军威的战役即将打响。
就在几个小时前，前线指挥员张国华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捏了把汗的决定——他要修改中央军委批准的作战方案，把原定的"歼敌一个营"，改成"歼敌一个旅"。
这可不是小事。作战方案是经过层层上报、反复论证，最后由最高层亲自批准的。前线指挥官说改就改，万一打输了，这责任谁担得起？
消息传到北京，总参谋部的将领们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这太过冒险，有人觉得还是稳妥为上，有人直言张国华是"冒险主义"。
此时的中南海里，伟人正在听取汇报。当他得知张国华的决定后，众人屏息以待，不知道最高层会作何决断。
要说清楚1962年10月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决策，就得从中印边境的历史纠葛说起。
中国和印度本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两国边界全长约2000公里，分为东、中、西三段。这条边界线从未正式划定过，但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一条双方都遵守的传统习惯线。
几百年来，两国人民沿着这条线和平相处，边境地区虽然偶有小摩擦，但总体上相安无事。
1947年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国殖民者留下的政治遗产，其中就包括那条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
这条线是1914年英国殖民当局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代表私下划定的，中国历届中央政府从未承认过。
按照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中国藏南地区约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划入印度版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本着睦邻友好的原则，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
1954年，中印两国总理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关系一度十分友好，国际上甚至有"中印是兄弟"的说法。
这种友好局面在1959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达赖集团出逃印度。印度总理尼赫鲁不仅接纳了达赖，还允许其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这一举动严重损害了中印关系。
更让中国政府难以接受的是，尼赫鲁开始推行所谓的"前进政策"。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趁中国国内困难之际，不断向中国境内蚕食推进，逐步将中印边界推向中国一侧。
从1959年开始，印度军队就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点一点地向中国境内渗透。今天在这个山头建一个哨所，明天在那个河谷设一个据点，小步快跑，得寸进尺。
中国政府多次提出抗议，印度方面置若罔闻。中国政府提出和谈建议，印度方面断然拒绝。
到了1961年，印度的"前进政策"变本加厉。尼赫鲁下令印军在中印边境全线推进，不管中国军队在不在，先把据点建起来再说。
这种做法明显是在试探中国的底线，看中国到底有没有胆量动手。
1962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正处于恢复阶段。
国际上，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交孤立。在尼赫鲁看来，这正是对中国下手的最佳时机。
1962年6月，印度军队加快了武装入侵中国的速度。在东段，印军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
截至1962年8月底，印军已经在中国境内建立了一百多个据点。这些据点最近的距中国哨所仅有几十米甚至几米远，形成"面对面"的对峙态势。
有的据点楔入中国哨所之间，有的甚至插到了中国边防哨所的背后。
面对印度的步步紧逼，中国边防部队严格执行中央的指示，不开第一枪，避免武装冲突。这种克制和忍让，在尼赫鲁眼里却成了软弱可欺的表现。
1962年9月20日，印军终于撕下了伪装。这一天，印军越过克节朗河，对中方的尺冬哨所发动了围攻。解放军战士们在弹药即将耗尽的情况下奋起抵抗，付出了重大牺牲。
1962年10月10日，印军再次制造流血事件，11名解放军战士牺牲，12人负伤。
1962年10月12日，尼赫鲁在向新闻记者谈话时公开宣称，印度军队已接到命令，要把中国军队从克节朗地区"清除掉"。
次日，《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个标题为《尼赫鲁向中国宣战》的社论。
忍无可忍，便无需再忍。
1962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社论，严正警告印度政府："勿谓言之不预也！"这句话在中国外交史上有着特殊的含义，通常意味着中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1962年10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
一场决定边境命运的战争，已经箭在弦上。
接到中央军委作战命令时，张国华正在北京参加全军训练会议。
张国华，原名张福桂，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北乡当边村的一户农民家庭。他的童年正值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苦难的经历锻造了他坚强的意志和体魄。
1929年，不满十五岁的张国华怀着对国家未来的期许，把名字"福桂"改为"国华"，奔赴井冈山参加了王佐、袁文才的部队。
在红军队伍里，张国华从战士做起，当过司号员、基层连队指挥员。他作战英勇，在战斗中三次负伤，每次都不等伤愈就提前归队，投入新的战斗。
1930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4年，张国华在江西矮子岭战斗中表现出色，荣获三等红星奖章。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
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总支部书记的张国华，随部队翻雪山、过草地，参加了包座战役、突破腊子口等多次战斗。长征的洗礼，让青年张国华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国华随八路军115师挺进敌后。他在建立豫西抗日根据地、鄄北抗日根据地和领导鲁西抗日根据地的战斗中迅速成长，成为独当一面的军政干部。
1939年8月，张国华率部在郓城东北方向的梁山伏击日军板垣师团一个大队，消灭日军600多人，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
解放战争时期，张国华任豫皖苏军区司令员，配合刘邓大军经略中原。
他率领全区军民连续粉碎敌人优势兵力的"拉网清剿"，将三个分区发展到八个分区，武装力量从1.4万人发展到7.7万人。
他善于团结吸收知识分子，刘伯承称赞他是"地主"，意思是他的部队人才众多。1948年，张国华率部参加淮海战役，因战绩卓著而受到陈毅表扬。
1949年2月18日，奉中央军委电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八军组建，张国华任军长。
此后，张国华率第十八军先后参加渡江战役、衡宝战役等。7月28日，他率部攻占了家乡永新县。
1950年1月，张国华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率第十八军进藏。
进军西藏，是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气候恶劣，交通极为不便。
当时从四川进藏，没有公路，只有崎岖的山路和危险的栈道，翻越一座雪山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更困难的是后勤保障问题。进藏部队每前进一步，都需要大量的粮食、弹药和物资。
在没有公路的情况下，这些物资只能靠人背马驮，损耗极大。据统计，运到前线的每一斤粮食，路上要消耗掉好几斤。
张国华二话不说，率领第十八军踏上了进藏之路。1950年10月，他指挥打响了昌都战役，歼灭藏军主力5700余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同年10月，张国华率部进驻拉萨。
此后十二年，张国华扎根西藏，历任西藏军区司令员、中共西藏工委第一书记等职务。他一手平叛乱，一手抓发展，对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全面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西藏，他几乎走遍了每一个边防哨所，对这片土地的地形地貌、气候特点、民族风俗了如指掌。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当中印边境冲突日益激化时，中央把目光投向了张国华。
1962年10月8日下午，伟人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会议，研究中印边境冲突问题。
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杨成武、张国华、王尚荣、章汉夫、乔冠华、雷英夫等也参加了会议。
这是中央研究部署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会议上，伟人听取了外交部和总参作战部的汇报。印军在边境地区的挑衅行动越来越猖獗，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领土主权。
在场的领导人一致认为，不能再这样忍让下去了，必须给尼赫鲁一个教训。
伟人问张国华，我们能不能打赢印度的军队。张国华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势劣势，明确表示有把握打赢。
他指出，印军虽然是所谓的王牌部队，但长期没有打仗，而解放军刚刚经历过平叛战斗，战斗经验丰富；印军不熟悉高原环境，而解放军常年驻守高原，已经完全适应了高海拔作战。
伟人听完汇报，做出了反击作战的决定。他指着地图上印军的据点，用手一挥，说了两个字："扫了它！"
1962年10月13日，张国华抱病飞返拉萨。他从北京乘飞机经停西安、格尔木，到达西藏当雄机场后即换乘汽车，紧赶急走。
当天一回到拉萨，张国华就主持召开了西藏军区党委和西藏工委紧急联席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安排部署对印作战任务。
会上，张国华强调，这次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影响深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现在一切都要围绕打仗，服从前线。
他提出了俘虏政策、群众纪律、战场纪律等方面的要求，向参战部队部署了10项作战准备任务。
会后，张国华还专门找到地方负责交通的侯杰，要求他在24小时内为前线运送50车炮弹。
虽然距离长达190多公里，路况很差，但侯杰组织地方支前力量在10多个小时内提前完成了这一任务。
1962年10月15日，张国华率领西藏军区前线指挥所的部分人员到达错那县麻麻，与先期到达的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政治部主任吕义山，副参谋长石伴樵等会合。
随后，他召集藏字419部队司令员柴洪泉、政委阴法唐等汇报情况。
张国华的前线指挥部就设在麻麻乡，距离前沿阵地只有15公里。这个指挥部后来被称为"张国华洞"，至今仍保留着。
在出发前往前线之前，刘伯承特意嘱咐张国华：这次不是和印度的边防警察打，而是和他们最好的、参加过二战的正规军打。要告诫部队，不要轻敌。
刘伯承的这番话，张国华牢牢记在心里。他知道，这场仗不仅关系到边境的安宁，更关系到新中国的国际形象。打好了，可以换来几十年的和平；打砸了，后患无穷。
就在张国华紧锣密鼓地准备作战的时候，印军那边却是一片盲目乐观。印度国防部官员在1962年10月18日公开宣称，他们取得了"拿破仑式的独一无二的胜利"。
驻扎在克节朗地区的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更是狂妄地认为，中国军队不敢打，即使打也打不过印度的精锐部队。
这种盲目自信，很快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1962年10月19日，麻玛乡将军桥的前线指挥所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第一场战役究竟该怎么打？
按照总参谋部1962年10月9日下达的《关于歼灭侵入克节朗地区印军的作战命令》，首先歼灭印军一个营，以两个团为第一梯队，一个团为第二梯队。
这是一个相当稳妥的方案。毕竟中国和印度打仗是破天荒头一遭，印军实力到底如何，谁也没底。用总参的话说，就是"慎重初战"，先试试印军的斤两，见好就收。
这个方案的好处是风险小、把握大。一个营的目标，以解放军的战斗力，拿下来应该不成问题。打赢了，可以震慑敌人；打得不顺利，也有回旋余地。
可张国华到达前线后，仔细研究了敌情态势，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当时驻扎在克节朗地区的是印军王牌第七旅。
这个旅的来头可不小——它原属英国殖民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德、日、意法西斯军队都交过手，号称"打遍欧、亚的劲旅"，历史超过一百年，从未有过败绩。
该旅下辖第二拉加普特营、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旁遮普联队第九营等多个步兵营，另配属阿萨姆步兵第五营、近卫联队第四营各一部，以及炮兵、工兵等部，总兵力达三千多人。
张国华带着参谋人员，在地图前反复推演。他发现，印军第七旅的部署呈现一个奇怪的形态——像一个短腿的"T型"，与解放军直接对峙的正面十分宽，达21公里，而纵深却极浅。
为了应对解放军可能的进攻，第七旅还将各个据点修建得十分接近，形成所谓的"相互支援"态势。
这种部署看似严密，实际上却存在致命的弱点。张国华一眼就看出了问题：印军各据点之间距离太近，如果只打一个营，剩下的部队很容易从两面进行侧射和增援。到时候，解放军不但难以速战速决，反而可能陷入缠斗，伤亡必然增大。
更重要的是，只打一个营，虽然能够取胜，但对印军的震慑作用有限。尼赫鲁还会认为中国软弱可欺，下次还会卷土重来。这场仗的目的是打出几十年的和平，不是小打小闹。
张国华在指挥所里来回踱步，脑子里反复权衡。最后，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打一个营，要打就打一个旅！把印军第七旅连锅端！
这个决定一提出来，指挥所里立刻炸开了锅。
有人认为这太冒险了。印军第七旅是王牌部队，战斗力不可小觑。解放军虽然战斗经验丰富，但毕竟是第一次与印军交手，敌情不明，贸然扩大战役规模，风险太大。
有人担心后勤保障跟不上。高原作战，后勤补给是最大的难题。
打一个营，物资消耗相对有限；打一个旅，弹药、粮食、医疗用品的需求量成倍增加，万一供应不上，前线部队就会陷入困境。
还有人提出，总参的方案是经过层层论证的，也是最高层批准的。前线指挥官擅自修改作战方案，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万一打输了，这个责任谁来担？
张国华听完各种意见，并没有动摇自己的判断。他认为，一般来说应该先打弱的，但目前受地形限制，不如先打强的。吃掉印军主力，敌人就乱了，容易各个击破。
这时，藏字419部队政委阴法唐表示支持张国华的方案。他指出，经侦察发现，只打一个点，部队拥挤，敌军还可能从两面侧射和出动增援。不如采取中央突破，穿插纵深，多点齐打。
155团政委乔学亭也汇报说，他们在前沿侦察时发现，印军各据点虽然密集，但防守力量分散，相互之间的实际支援能力有限。如果多路同时进攻，印军根本来不及反应。
张国华综合各方面意见，最后拍板：不打一个营，打一个旅！而且不能推迟进攻时间。我军一万多人已经进入阵地，不动烟火，再隐蔽下去，容易暴露作战意图。要打就趁印军没有防备，打他个措手不及。
决定做出后，张国华立即将两种方案同时电告中央军委，并详细陈述了自己选择第二种方案的理由。
电报发出后，前线指挥所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所有人都知道，这份电报到了北京，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
果然，消息传到总参谋部，立刻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总参的将领们认为，张国华的方案胃口太大，风险太高。中印两军从未交过手，印军第七旅又是精锐部队，一上来就要吃掉整个旅，万一啃不动怎么办？初战失利，对全局的影响可就大了。
有人直言不讳地批评张国华是"冒险主义"，建议按照原定方案执行。
也有人为张国华说话，认为他是前线指挥员，最了解战场实际情况，他的判断应该有一定道理。
争论来争论去，谁也说服不了谁。张国华的作战方案就这样被压着，迟迟得不到批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前线部队已经进入攻击位置，只等一声令下就要发起冲锋。可方案批不下来，仗就没法打。张国华心急如焚，又发了第二份电报，再次陈述理由，请求批准。
第二份电报发出后，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张国华咬咬牙，发出了第三份电报。
一报不批，二报不批，三报还是不批。张国华几乎要绝望了。他知道，战机稍纵即逝，再拖下去，印军一旦察觉到解放军的部署，采取针对性措施，这仗就难打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北京终于传来了消息...
此时的中南海里，伟人正在听取关于中印边境局势的汇报。
当他得知张国华坚持要修改作战方案，而总参认为风险太大不予批准时，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伟人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在思考一个问题：应该相信前线指挥员的判断，还是应该坚持总参的稳妥方案？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关系到这场战役的胜负，更关系到中印边境未来几十年的走向。
在场的人都屏息以待，不知道伟人会作何决断。有人准备好了劝阻的话，有人则在心里为张国华捏着一把汗。
沉默了片刻，伟人开口说话了。他说的这番话，从北京传到了喜马拉雅山麓，传到了张国华的前线指挥所，也传入了历史的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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