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村长，我前前后后捐了60万，是给全村装路灯的，不是给你家亲戚装的。”我站在喧闹的人群中，声音不大，却让周围瞬间安静。
村长那张堆满笑容的脸瞬间僵住，随即涨成了猪肝色，他指着我的鼻子，当着全村人的面吼道：“没你，这路灯照样装！”
听到这话，我心底最后一丝温情彻底熄灭，冷得像块铁。
我知道，这灯，我不能再捐了。
01
我叫李诚，三十五岁，在南方的一座大城市里，总算拼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不算大富大贵，但车房不愁，公司也上了正轨。
人到中年，最念的，还是那点乡愁。
清明节，我特意空出了一周时间，开着新提的奔驰，回到了阔别三年的老家——灵山村。
灵山村，名字好听，地方却穷得叮当响。
它像一颗被遗忘的明珠，藏在连绵的群山深处，风景是真好，落后也是真的。
车子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扬起的尘土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追着拖拉机跑的场景。
一切都和记忆里差不多，只是路边的野草更疯了，村里的年轻人更少了。
父母见到我回来，高兴得合不拢嘴，张罗了一大桌子菜。
吃过晚饭，天色迅速暗了下来。
太阳一旦落山，灵山村就像被一块巨大的黑布蒙住，只有零星的几户人家窗户里透出昏黄的光，在无边的黑暗里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我陪着父亲在院子里抽烟，聊着这几年的变化。
“村里还是老样子，一到晚上，伸手不见五指。”父亲磕了磕烟斗。
我点点头，对此深有体会。
小时候，村里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一到晚上，除了胆子大的后生，几乎没人敢出门。
正说着，院门外传来一阵踉跄的脚步声和一声压抑的痛呼。
我赶紧打开手机手电筒照过去。
是住在村西头的张大爷，他挑着两筐刚从地里收回来的菜，因为天太黑，脚下踩空了，整个人都快趴在了地上，菜也洒了一地。
“张大爷，您没事吧？”我一个箭步冲了过去，扶住他。
“哎哟，是小诚啊。”张大爷揉着脚腕，龇牙咧嘴，“没事没事，就是崴了一下，这该死的路，黑得跟锅底似的。”
我帮着他把散落的菜捡回筐里，又用手电筒一路把他送回了家。
看着张大爷一瘸一拐的背影，消失在黑暗的门洞里，一个场景猛地撞进我的脑海。
那是我十岁那年，奶奶也是在这样一个漆黑的晚上，从亲戚家回来，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了。
那一次，她摔断了腿，在床上躺了小半年，从那以后身体就一直没好利索。
当时我年纪小，只能趴在床边哭，什么都做不了。
那种无力感，即便过了二十多年，依旧清晰得仿佛就在昨天。
一股强烈的冲动涌上心头。
我如今有能力了，为什么不为村里做点什么？
至少，让村里的路亮起来，让老人们晚上出门，能多一份安全。
这个念头一旦生根，便疯狂地生长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提着两条好烟和一些城里买的礼品，直奔村委会。
村长老王，王建国，比我父亲小几岁，是个在村里当了十几年干部的“老江湖”。
见到我开着大奔进来，他老远就迎了出来，脸上笑得像朵盛开的菊花。
“哎呀呀，这不是我们村飞出去的金凤凰嘛！小诚，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热情地接过我手里的东西，一把将我拉进了办公室。
几个村干部也在，纷纷站起来跟我打招呼，一口一个“诚老板”，叫得我有点飘飘然。
“王叔，您太客气了。”我坐下来，开门见山，“我这次回来，是有点想法。”
“有想法好啊，年轻人有想法才有出路，你说，只要王叔能办到的，绝不含糊！”王建国拍着胸脯，给我泡上了一杯热茶。
我组织了一下语言，认真地说道：“王叔，我昨晚看到张大爷天黑差点摔倒，就想起了我奶奶。我想个人出钱，给村里所有的主干道和小巷子，都装上路灯。”
办公室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充满了震惊和不可思议。
王建国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中，愣了足足有三秒钟。
“小诚……你……你说的是真的？”他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真的。”我肯定地回答，“我想装那种太阳能的，省电，维护也方便。我粗略想了下，咱们村大大小小的路加起来，估计得百八十盏灯，这笔钱，我全出了。”
“哗！”
办公室里顿时炸开了锅。
“我的天，小诚这可真是大手笔啊！”
“致富不忘本，好样的！”
王建国猛地一拍大腿，激动地站了起来，走到我身边，重重地握住我的手。
“小诚！你真是……真是我们灵山村的大善人啊！”他的眼眶都有些泛红，“我代表全村的乡亲们，谢谢你！这可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我被他的情绪感染，也有些激动：“王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这事能尽快落实，让大家早点享受到。”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王建国把胸脯拍得邦邦响，“这件事，我亲自来抓！我保证，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绝不辜负你的一片心意！”
接下来的气氛热烈得就像过年。
王建国当场就叫来了负责村里基建的会计，开始估算成本。
经过一番计算，预算大概在60万左右。
“60万，没问题。”我当场就拍了板。
为了表示诚意和信任，也为了让项目尽快启动，我提出先打30万到村委会指定的工程账户。
王建国更是对我赞不绝口，说我办事敞亮，有大企业家的风范。
那天中午，王建国非要拉着我在村里的饭馆摆了一桌，村干部悉数作陪，席间觥筹交错，一句句“感谢诚老板”的敬酒词，让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和自豪感。
我觉得这60万，花得值。
事情的进展比我想象的还要快。
不到一个星期，一支专业的工程队就开着卡车，拉着设备进村了。
村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挖坑的，立杆的，村民们都跑出来看热闹，议论纷纷。
他们知道这路灯是我捐的之后，见了我无不竖起大拇指。
“小诚真是出息了，办了件大好事啊！”
“以后晚上出门再也不用摸黑了，托了小诚的福！”
走在村里，我几乎是享受着英雄般的待遇。
父母在村里更是脸上有光，每天笑得合不拢嘴，见到人就说：“我家小诚，没白养。”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去施工现场转转，看着一根根灰色的灯杆在村道两旁拔地而起，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我仿佛已经能看到，在不久的将来，整个灵山村被温暖的灯光笼罩，孩子们在灯下追逐嬉戏，老人们在灯下闲话家常的温馨画面。
然而，这份欣慰和满足，并没有持续太久。
一丝丝不对劲的感觉，开始像初春的藤蔓，悄悄地爬上我的心头。
02
最先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工程队的安装顺序。
按照常理，这种工程要么是从村口主路开始，一路向里推进；要么是分片区，一片一片地完成。
可这支工程队却很特别。
他们最先安装和调试亮灯的，是村委会大院门口的那一排。
紧接着，是村长老王家门口的那条巷子。
然后，是村里会计家，还有几个我叫不上名字、但听父亲说是跟王建国关系很近的村干部家附近。
一开始，我并没多想。
我以为这或许是施工方为了方便用电，或者有什么专业上的考量。
毕竟，我对工程一窍不通。
我对王建国充满了信任，觉得他既然拍着胸脯保证了，就一定会把事情办好。
可两个星期过去，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显。
村东头，村南边，那些村干部和他们亲戚聚集的区域，路灯已经一排排地亮了起来，晚上亮堂堂的，跟白天似的。
而我家所在的村西头，以及更偏僻的一些巷子，却依然只有光秃秃的灯杆立在那里，有的甚至连杆子都还没立。
我心里开始泛起了嘀咕。
我的假期快结束了，公司还有一堆事等着我。
我给王建国打了个电话，想问问工程进度。
“喂，王叔啊，我是李诚。”
“哦，小诚啊，有事吗？”电话那头的声音，依旧客气，但似乎少了几分最初的火热。
“王叔，我就是想问问路灯的事，我看东边都亮了，我老家这边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哎呀，你别急嘛。”王建国在那头打着哈哈，“工程队有自己的安排，材料也是分批到的，先紧着主路来。你放心，你的功劳最大，你家门口还能少了你的灯？保证给你装得最亮堂！”
他这番话，听起来滴水不漏，但我心里那点不对劲的感觉，却不减反增。
什么叫“先紧着主路来”？村委会门口那条路，还没我家门口这条路走的人多。
又过了几天，事情变得更加蹊跷。
我开始听到一些风言风语。
那天下午，我路过村头的大槐树，几个老头正坐在树下下棋聊天。
我没往前凑，只是隔着一段距离，也听到了他们的议论。
一个叼着烟袋的老头说：“要说咱们村长，还是真有本事，这回给村里办了件大事。”
另一个接口道：“可不是嘛！听说他为了这路灯项目，天天往镇里、县里跑，磨破了嘴皮子，才要下来这个扶持指标和一大笔补贴款。”
第三个声音压低了嗓门：“我听说李家那小子也出了点钱，不过就是个添头，大头还是村长跑来的。”
“原来是这样啊！我就说嘛，光靠个人捐款，哪能搞这么大阵仗。这功劳，主要还是得记在王村长头上。”
这些话像一根根细小的针，扎在我的心上。
我捐了60万，合同预算清清楚楚，怎么到了他们嘴里，就成了“出了点钱”、“是个添头”？
而王建国，那个在我面前信誓旦旦、把功劳全推给我的村长，在外面却成了跑项目、要补贴的大功臣？
我感觉自己像个傻子，被蒙在鼓里。
一股火气直冲脑门。
我再也坐不住了，直接掉头，大步流星地走向村委会。
村委会办公室里，王建国正翘着二郎腿，一边喝茶一边和会计看着什么图纸，有说有笑。
看到我一脸阴沉地走进来，他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一些。
“小诚来了，快坐。”他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我没坐，就站在办公桌前，强压着火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
“王叔，我有几个问题想不明白，想请教一下。”
“你说。”王建国放下了茶杯，身体微微后仰，靠在了椅背上。
“第一，为什么路灯的安装，先紧着您和几位村干部家附近？我家这边，到现在连线都没接。”
“第二，我明明捐了60万，承担了全部费用，为什么外面都在传，这项目是您去镇里要来的指标，我只是出了小头？”
我的质问让办公室里的气氛瞬间凝固了。
会计低下了头，假装在整理文件。
王建国的脸色变了变，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老江湖”的从容。
他站起来，给我续上茶水，语气温和地像在安抚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小诚啊，你这是听谁在外面胡说八道了？”
“工程队怎么施工，那是人家的专业安排，我们不好干涉。至于你家门口，我跟你保证，最后收尾的时候，肯定第一个给你装好！好饭不怕晚嘛！”
他顿了顿，端起茶杯吹了吹热气，继续说：“至于外面的那些传言，你更别往心里去。村民们懂什么？他们只知道路灯亮了，是我这个村长在操持。但我们心里都清楚，这头功是谁的！是你，李诚！”
他开始打太极，一番话说得冠冕堂皇，既解释了问题，又再次肯定了我的功劳，仿佛我刚才的质问是多么的小题大做，多么的不识大体。
如果换做一开始，我可能就信了。
但现在，听着这些话，我只觉得无比虚伪。
他越是这样轻描淡写，我心里的疑云就越是浓重。
我感觉到，他正在用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不动声色地将这个项目的功劳和主导权，从我这个出资人手里，一点点地剥离，然后全部揽到他自己身上。
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我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答复，反而带着更深的疑虑和一丝被愚弄的屈辱感，离开了村委会。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
我的假期已经结束，公司那边催促的电话一个接一个。
我把回程的日期一推再推，我心里憋着一股劲，我必须亲眼看到我家门口的路灯亮起来，才肯罢休。
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盏灯的问题了。
这关乎我的尊严，关乎我父母在村里的脸面。
然而，我等来的，不是亮起的路灯，而是一个更让我心寒的消息。
村委会门口贴出了通知，说路灯项目已经“基本完工”，为了庆祝这一惠民工程的落成，将在三天后举行一个盛大的亮灯仪式，届时镇上的领导也会来参加。
我特意跑到村委会门口去看。
只见大门两旁已经挂上了两条鲜红的巨大横幅。
左边写着：“感谢政府关怀，照亮美丽乡村”。
右边写着：“攻坚克难办实事，一心为民好干部”。
横幅上，对我的捐赠，对“李诚”这个名字，只字未提。
仿佛这60万，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而我家门口那条黑漆漆的路，以及村西头那几条同样光秃秃的巷子，显然就在那个轻飘飘的“基本完工”里，被“基本”掉了。
我的耐心，在那一刻，彻底耗尽。
我回到家，一言不发。
父母看出了我的脸色不对，小心翼翼地问我怎么了。
我摇了摇头，说没事。
我走进房间，关上门，拨通了王建国的电话，告诉他，剩下的30万尾款，我明天会打到账户上。
03
电话那头，王建国明显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在这种时候还会如此“识大体”，语气瞬间又热情了起来，连声说“小诚你放心，剩下的工程保证给你弄好”。
我没听他把话说完，就挂了电话。
付清尾款，不是因为我还对他抱有幻想。
而是因为，我要在道义和法律上，站到无可指摘的制高点。
我要让他知道，我，李诚，履行了我所有的承诺。
然后，我才会让他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第二天，我去了镇上的银行，将剩下的30万，一分不少地转了过去。
拿着银行的回单，我感觉手里握着的不是一张纸，而是一把即将出鞘的剑。
亮灯仪式的前一天，村里张灯结彩，比过年还热闹。
村委会大院里搭起了临时的舞台，音响里放着喜庆的音乐。
王建国穿着一身崭新的深色夹克，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正意气风发地在现场来回踱步，指挥着村民们搬桌子、摆椅子，脸上洋溢着大功告成的自得与骄傲。
所有人都围着他，奉承着他。
他就是这个舞台上，唯一的焦点。
我穿过喧闹的人群，一步一步，走到了他的面前。
“王村长。”
我冷冷地开口。
正在和人说笑的王建国转过头，看到是我，脸上的笑容滞了一下，随即又堆了起来：“小诚啊，你来了，快看看，多气派！”
我没有理会他的炫耀，目光扫过他，扫过他身后那个即将为他歌功颂德的舞台，然后一字一句地问道：
“王村长，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我的声音不大，但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穿透力，周围的人都安静了下来，齐刷刷地看向我们。
王建国脸上的笑容有些挂不住了，他大概没想到，我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发难。
“什么事？没看我正忙着吗？”他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不耐烦。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将音量提高了一些，确保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我捐了60万，给全村装路灯，现在全村大部分地方都亮了，横幅也挂上了，仪式也准备办了，我想请问，为什么就我家门口，以及我们村西那几条巷子，到现在连一盏灯都没有？”
我顿了顿，环视了一圈周围表情各异的村民，继续说道：“这个所谓的‘基本完工’，是把我这个捐钱的人家，给‘基本’忘了吗？”
这话一出，现场一片哗然。
村民们的议论声像潮水一样涌起。
“对啊，李诚家门口是没装灯。”
“这是怎么回事？钱不是他捐的吗？”
“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事？”
所有人的目光，像聚光灯一样，打在了王建国的身上。
他的脸，瞬间从红变成了白，又从白涨成了猪肝色。
当众被一个“晚辈”如此质问，这让他经营了十几年的威严和脸面，荡然无存。
他干笑两声，试图缓和气氛：“小诚，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村里的工程怎么规划，那是要通盘考虑的，是村委会集体决定的，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他开始拿出官腔来压我。
“你家那条路比较偏，平时走的人也不算最多，用电需求不大，往后排一排，也是合理的嘛！你放心，等仪式搞完了，我就安排人去给你装！”
我被他这番颠倒黑白的说辞气笑了。
“合理？我出了全部的钱，最后连在我家门口装一盏灯的权利都没有？王村长，你摸着良心说，你家门口那条巷子，比我家门口走的人多吗？会计家那条路，比村西的路更重要吗？”
我的声音越来越大，充满了质问和愤怒。
“这笔钱，是我李诚捐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你王建国跑来的！”
这句话，像一根导火索，彻底点燃了王建国那本就因为自尊心受损而即将爆炸的火药桶。
他觉得自己作为村长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羞辱。
他再也顾不上什么风度，也顾不上什么镇领导还在不在场。
他要维护的，是他此刻在村民面前，岌岌可危的面子和“功绩”。
他猛地向前踏了一步，几乎是指着我的鼻子，彻底撕破了脸。
他指着身后那一排排崭新的路灯，声音陡然拔高，用尽全身力气，一字一句地对我嘶吼道：
“没你，这路灯照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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