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荒野白骨
我叫周正，干了二十七年刑警。
今年三月七号，星期二，早上七点半，我刚进办公室，手机就响了。是队里的小张，声音又急又喘：“周队，南郊杨树沟发现白骨，已经确认是人骨。”
我抓起外套就往外走：“现场封锁了吗？”
“封了，辖区派出所先到的，说是个放羊的老头发现的。”
“让技术科和法医立刻过去，我二十分钟到。”
三月的天还冷着，早上有雾。我开车出城，上了往南的国道。这条路我熟，十三年前，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也在这附近，发现过一具女尸。
那时候我三十四岁，刚调到市局刑侦支队。现场在国道边的一片玉米地里，女尸半裸，脖子上有勒痕，死亡时间大概三天。当时成立了专案组，查了半年，走访了上千人，排查了上百个嫌疑人，最后还是成了悬案。
卷宗现在还锁在我办公室的铁柜里，编号070315。受害人的照片我至今记得清楚：二十三岁，长发，左耳垂有颗小痣，名字叫李秀娟，外地来打工的。
红灯。我踩下刹车，点了根烟。十三年了，李秀娟的家人每年都会打电话来问进展，后来电话少了，去年她父亲去世，她弟弟打来电话，说：“周警官，我爸走前还在念叨，说我姐的案子什么时候能破。”
我说：“对不起，我们还在查。”
其实已经没查了。卷宗积了灰，当年的办案人员有的退休，有的调走，只有我还时不时翻出来看看。不是不甘心，是习惯了，就像有的人习惯饭后散步，我习惯在抽屉里放一本旧卷宗。
绿灯亮了。我踩油门，雾渐渐散了，路边的杨树光秃秃的，地里还留着去年玉米的残秆。
到杨树沟是八点二十。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几个派出所的民警在维持秩序，十几个村民围在远处看。小张跑过来，脸冻得通红：“周队，在那边沟里，挺深的。”
“报案人呢？”
“那个放羊的老头，姓王，六十八岁，就住在前面村里。已经问过话了，说早上来放羊，羊往沟里跑，他下去赶羊，看见个骷髅头。”
“一个人来的？”
“就他一个。他说这沟平时没人来，草深，还有野狗。”
我戴上手套鞋套，跟着小张下沟。沟是雨水冲出来的，不宽，但深，坡上长满了枯草和灌木。下到沟底，一股土腥味混着腐烂的味道。技术科的老刘已经在拍照了，法医老陈蹲在一堆白骨旁边。
“周队。”老陈抬头看我，眼镜片上都是雾气。
“怎么样？”
“初步看，女性，身高一米六左右，死亡时间……不好说，至少五年以上，骨头都风化了。”老陈用镊子小心地拨弄骨头，“颅骨有裂缝，可能是钝器击打，也可能是自然风化。得回去仔细检验。”
我蹲下来看。白骨散落在不到两平米的地方，大部分完整，但很脆，一碰就可能碎。衣服只剩下几片化纤碎片，颜色褪得差不多了。旁边有个破了的塑料包，里面是些腐烂的杂物。
“有身份信息吗？”
老刘拿起一个黑色钱包，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但还能看出形状。他小心地打开，里面有几张糊成一团的纸，还有一张身份证，塑封层开了，照片模糊，但名字能看清：刘芳。
“刘芳。”我念出这个名字，脑子里迅速搜索。没印象，不是我们悬案库里的。
“钱包里还有这个。”老刘用镊子夹出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枚硬币，一张公交卡，卡面也糊了，但隐约能看到“江城公交”的字样。
江城。离我们这儿两百多公里。
“周围搜过了吗？”我问小张。
“搜了方圆五十米，没发现其他物品。再远还没搜，等您指示。”
“扩大范围，一百米，仔细搜。特别是衣服、鞋子、首饰，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
“是。”
我站起来，环顾四周。这地方偏僻，离最近的村子也有三公里，不通车，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抛尸的好地方。
老陈继续检查白骨，突然“嗯”了一声。
“怎么了？”
“右脚踝这里，”他用镊子指着一块脚骨，“有织物残留，像是袜子。”
我凑近看。果然，脚骨上缠着一小圈灰色的织物，已经和骨头粘在一起了。
“袜子？”我问。
“对，化纤的，质量很差，便宜货。”老陈小心地取样，“保存得还算完整，可能是鞋子保护了这部分。”
“能提取DNA吗？”
“试试看。十三年了，又是在野外，希望不大，但袜子贴身穿，如果有皮肤细胞脱落，也许能提取到。”
十三年。我心里一跳。又是十三年。
“抓紧时间，尽快出报告。”
“明白。”
我在现场待到中午。小张带人扩大了搜索范围，找到了一只破烂的运动鞋，左脚的，已经风化得只剩鞋底和一点鞋面。还有几缕头发，粘在一块石头上。
回程路上，小张开车，我在副驾看现场照片。
“周队，您说这会是个什么案子？情杀？抢劫？”
“都有可能。”我看着窗外飞逝的田野，“等尸检和DNA结果出来再说。”
“要是DNA能比对上就好了。”
“但愿。”
回到局里已经下午两点。我泡了碗面，一边吃一边翻旧卷宗。李秀娟的案子，现场也是在野外，离今天发现白骨的地方大概十五公里。同样是女性，同样是被害后抛尸，同样是春天发现。
太像了。
但李秀娟的尸体是完整的，腐烂但不至于成白骨。死亡时间也短，只有三天。今天的白骨，至少五年以上，可能更久。
会是连环案吗？同一个凶手，时隔多年再次作案？
我把李秀娟的卷宗摊开，一页页看。现场照片，尸检报告，走访记录，嫌疑人排查……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没提取到有价值的DNA。只在死者指甲缝里找到一点皮肤组织，但降解严重，做不出完整图谱。
如果今天这具白骨能提取到DNA，如果能比对上……
我摇摇头，告诉自己别抱太大希望。干这行久了，知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下午四点，老陈打电话来：“周队，初步尸检完成了。女性，二十五到三十岁，身高一米六一，死亡时间大概十到十五年。死因可能是颅脑损伤，颅骨有骨折。另外，在袜子上提取到了微量DNA。”
我握紧电话：“能分析吗？”
“量很少，而且降解严重，但技术科说可以试试做STR检测，需要时间。”
“多久？”
“最快三天。”
“好，有结果立刻告诉我。”
挂了电话，我走到窗边。外面天色阴沉，又要下雨了。三月的雨，绵绵密密，下起来没完。
十到十五年。时间范围包括了十三年前。
我坐回桌前，打开电脑，进失踪人口数据库。输入“刘芳”，女性，年龄二十五到三十，失踪时间十到十五年。搜索。
出来十七条结果。我一条条看，排除年龄不符的，排除有下落的，还剩四条。其中三条是外省的，只有一条是本省的：刘芳，女，二十八岁，江城人，2006年3月报失踪，至今未找到。
2006年。十三年前。
我点开详细信息。刘芳，1982年出生，江城纺织厂工人，2006年3月15日下班后未归，家人第二天报案。当时警方调查，没发现线索。她已婚，丈夫叫王志刚，有个四岁的女儿。失踪前与丈夫关系正常，无经济纠纷，无外遇迹象。
我打印出刘芳的资料，又调出李秀娟的。两个案子放在一起看。
李秀娟，1984年出生，外地来打工，2007年3月10日遇害。刘芳，1982年出生，江城人，2006年3月失踪。
时间相近，都是三月。地点相近，都在南郊。受害人都是年轻女性。
巧合吗？
我拿起电话，打给江城公安局的老赵。我们是警校同学，他还在江城干刑侦。
“老赵，我周正。”
“哟，周队，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又有什么案子需要我们配合？”
“有个事问你。你们那儿2006年是不是有个失踪案，刘芳，纺织厂工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刘芳……我想想。哦，有印象。那案子当时是我同事办的，后来没进展，就悬着了。怎么，你们那儿有线索？”
“今天在南郊发现一具白骨，可能是她。”
老赵的声音严肃起来：“确定吗？”
“还没，正在做DNA比对。如果确定是她，我想调你们当年的卷宗。”
“没问题，我这就去找。有消息立刻通知你。”
“谢了。”
挂了电话，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李秀娟父亲哭着求我们破案的脸，刘芳女儿现在应该十七岁了，白骨在荒野里风吹日晒十三年，还有那只袜子，灰色的，廉价的化纤袜子。
如果真是刘芳，如果和李秀娟的案子有关……
手机又响了，是小张：“周队，刘芳的家属联系上了，她丈夫王志刚，说下午来局里。”
“好，我见见他。”
王志刚下午四点半到的。五十岁左右，个子不高，头发白了一半，穿着件旧夹克，手里拎着个布包。坐在接待室里，他不停地搓手，眼睛看着地面。
“王师傅，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周正。”我给他倒了杯水。
“周警官，我女儿……我女儿说，你们可能找到刘芳了？”他抬起头，眼睛里全是血丝。
“还不确定。我们在南郊发现一具遗骸，从随身物品看，可能是刘芳。需要您提供一些信息，配合我们确认身份。”
他点点头，手抖着从布包里掏出个塑料袋，里面是几张照片和一个笔记本。
“这是刘芳的照片，这是她的日记本，还有……这是她失踪那天穿的衣服的照片，我女儿小时候画的。”他一张张摆在桌上，“周警官，十三年了，我每天都在想，她到底去哪儿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
照片上的刘芳很年轻，圆脸，大眼睛，扎着马尾辫，笑得很甜。另一张是全家福，她抱着女儿，丈夫站在旁边，三个人都笑着。
“她失踪前有什么异常吗？”
“没有，一点没有。”王志刚摇头，“那天她上白班，下午四点下班，说去菜市场买点菜，晚上包饺子。结果就没回来。我等到晚上九点，打电话给她厂里，说她早就走了。出去找，找了一夜，没找到。第二天就报案了。”
“她平时和谁来往比较多？”
“就厂里几个姐妹，还有娘家那边亲戚。她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不会得罪人。”
“经济方面呢？有没有欠债？或者借给别人钱？”
“没有，我们家条件一般，但也不欠债。她工资每月都交给我，我管账。”
我记下这些，又问：“她失踪后，你有没有收到过奇怪的电话或者信件？”
“没有，什么都没有。就像……就像人间蒸发了。”王志刚捂着脸，肩膀抽动，“周警官，如果真是她，告诉我，她是怎么死的？是不是……是不是受苦了？”
“现在还不清楚，等尸检结果出来，我们会告诉您。”我把照片收好，“这些先留在我这儿，可以吗？”
“可以，可以。只要能找到她，什么都行。”
送走王志刚，我回到办公室。天已经黑了，楼里大部分灯都灭了，只有我们刑侦支队还亮着几盏。小张探头进来：“周队，还不走？”
“你先走，我看点东西。”
“那您也早点休息。”
门关上了。我打开刘芳的日记本。纸质已经发黄，字迹娟秀。记录的都是日常琐事：女儿今天会叫妈妈了，厂里发了奖金，买了条新裙子，和丈夫吵架了又和好……
翻到2006年3月15日，最后一篇日记：
“今天天气好，下班去买菜，晚上包饺子。小丽（女儿）说要吃韭菜馅的。王志刚昨天加班累，给他补补。日子平平淡淡，但挺幸福。”
平平淡淡，但挺幸福。这是她写的最后一句话。
我合上日记本，点起烟。烟雾在灯光下慢慢升腾，散开。
十三年前，一个普通的女人，下班去买菜，准备给家人包饺子，然后消失了。十三年后，变成一堆白骨，在荒野里被放羊的老头发现。
如果没有那只羊，如果没有那个老头，她可能还要在那里躺很多年，甚至永远不被人发现。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给消失的人一个交代，给活着的人一个答案。
虽然很多时候，答案来得太晚，晚到已经改变不了什么。
但还是要找。
因为总得有人记得，总得有人去找。
窗外雨开始下了，淅淅沥沥，打在玻璃上。我打开李秀娟和刘芳的卷宗，并排放在桌上。两个年轻的女人，两个破碎的家庭，两个悬了十三年的案子。
也许，这次能有突破。
也许。
我掐灭烟，关灯，锁门。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我的脚步声。下楼，开车，回家。妻子已经睡了，留了盏夜灯。我轻手轻脚洗漱，躺下，却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白骨，袜子，DNA，十三年前的三月。
迷迷糊糊睡到凌晨三点，手机震动，是老陈。
“周队，DNA结果出来了。”
我一下子坐起来：“怎么样？”
“袜子上提取到的DNA，属于女性，和骨骼的DNA一致，确认是死者本人的。但是，”老陈顿了顿，“我们还提取到了另一组DNA，微量，混合在死者的DNA里，很可能是另一个人的。”
“另一个人？能确定是谁吗？”
“需要进一步分析，但初步看，是男性DNA。”
男性DNA，在死者的袜子上。
这意味着什么？凶手穿过死者的袜子？还是……
“周队，”老陈的声音有些激动，“这组男性DNA，我们做了初步比对，和数据库里的一组样本高度吻合。”
“哪个数据库？前科人员？”
“不，是另一桩案件的物证——李秀娟案的指甲缝残留物。”
我握着手机，手心里全是汗。
“你确定？”
“确定。虽然不是百分百匹配，但相似度极高，基本可以确定是同一人。”
同一人。十三年前杀害李秀娟的嫌疑人，十三年后出现在刘芳的袜子上。
连环杀手。
“周队，”老陈继续说，“还有更奇怪的。这组DNA，我们在数据库里做了全面比对，没有找到完全匹配的。但是，和另一组样本有亲缘关系。”
“什么亲缘关系？”
“父子关系。这组DNA的主人，有一个儿子，他的DNA在数据库里。”
“他儿子是谁？”
老陈报出一个名字。我愣住了。
那个名字，我认识。
第二章 意外的名字
老陈说的名字是：张浩。
我认识张浩。或者说，我认识他父亲——张建军。
张建军是市里有名的企业家，开连锁超市的，还当过政协委员。三年前因为税务问题被调查过，后来摆平了，生意照样做。他儿子张浩，我见过一次，在某个饭局上，二十七八岁，穿名牌，开跑车，典型的富二代。
他怎么会和李秀娟、刘芳的案子扯上关系？
“老陈，你确定吗？张浩的DNA怎么会在数据库里？”
“三年前他因为打架斗殴被拘留过，按规定采了血样。他的DNA数据在库里。”老陈说，“周队，现在情况很复杂。袜子上的男性DNA和张浩的DNA有亲缘关系，但又不完全匹配，说明可能是他父亲，或者叔伯之类的近亲。但张浩的父亲张建军还活着，我们不可能去采他的DNA做比对。”
“张建军……”我脑子里飞快转动，“老陈，李秀娟案发现场提取的DNA，和张浩的DNA比对过吗？”
“比对过，不匹配。所以当时排查嫌疑人时，张浩被排除了。”
“但袜子上的DNA和张浩有亲缘关系，又和李秀娟案的DNA高度相似……”我深吸一口气，“老陈，你的意思是，杀害李秀娟的可能是张浩的某个近亲，而这个近亲又和刘芳的死有关？”
“这是最合理的解释。”
“张建军有兄弟吗？”
“我查了，他有个哥哥，叫张建国，五年前去世了。还有个弟弟，叫张建设，在省城做生意。”
张建国，张建设。两个名字我都不陌生。张建国以前也是做生意的，后来破产，酗酒，五年前死于肝硬化。张建设倒是混得不错，在省城搞房地产。
“能搞到张建国或者张建设的DNA吗？”
“张建国已经死了，火化了，没法提取。张建设……没有正当理由，我们不能强制采集。”
我挂了电话，坐在黑暗里。窗外的雨还在下，远处有闪电，闷雷滚滚。
张建军一家。怎么会是他们？
我打开电脑，搜索张建军的资料。六十二岁，本地人，年轻时在供销社工作，九十年代下海开小卖部，慢慢发展成连锁超市。妻子王秀英，家庭主妇。儿子张浩，二十八岁，未婚，帮忙打理家里的生意。
看起来就是普通的有钱人家，和两起残忍的凶杀案怎么都扯不上关系。
但DNA不会说谎。
袜子上的DNA，李秀娟指甲缝里的DNA，都指向同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是张浩的近亲。
张浩的父亲？叔伯？还是……
我想起三年前张浩打架那件事。当时是在一个酒吧，他和几个朋友跟另一伙人起冲突，打得头破血流。派出所出警，把双方都带回去，验伤，采血，录口供。后来张建军出面，赔了钱，和解了，案子就算了了。
如果当时采的血样还在……
我立刻给小张打电话：“小张，查三年前张浩打架斗殴的案卷，重点看当时采的血样还在不在。”
“周队，现在凌晨三点……”
“立刻查。”
半小时后，小张回电话：“周队，案卷找到了，血样还在物证库里。但按规定，没有新的案件关联，我们不能随便调取。”
“现在有案件关联了。”我说，“刘芳案，可能和张浩的近亲有关。你明天一早就去办手续，调取张浩的血样，重新做DNA比对。”
“是。”
挂了电话，我再也睡不着了。起身走到客厅，点了根烟。妻子被吵醒，揉着眼睛出来：“老周，怎么了？又有案子？”
“嗯，大案子。”我掐灭烟，“你睡吧，我没事。”
她走过来，给我披了件外套：“别抽太多烟，对身体不好。”
“知道了。”
她回房睡了。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色。雨停了，天空是灰白色的。
张建军。张浩。张建国。张建设。
这个家族里，到底谁是凶手？
早上七点，我到了局里。小张已经在等我：“周队，手续办好了，血样调出来了，技术科正在做比对。”
“好。另外，查一下张建国和张建设的详细资料，特别是十三年前的行踪。”
“是。”
我走进办公室，泡了杯浓茶。脑子里梳理着时间线：
2006年3月，刘芳失踪。
2007年3月，李秀娟遇害。
2019年3月，刘芳的遗骸被发现。
十三年。凶手逍遥法外十三年。
如果真是张家人，为什么？随机杀人？还是有特定目标？
李秀娟是外地来打工的，刘芳是本地纺织厂工人。两个女人背景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怎么会成为同一个凶手的目标？
除非是随机作案。但随机作案通常不会间隔整整一年，又都是三月。
更可能的是，凶手认识她们。
我打开刘芳的案卷，重新看她的社会关系。纺织厂工人，同事大多是女性。丈夫王志刚是货车司机，常年在外面跑。女儿当时四岁，现在应该十七了，在上高中。
刘芳的生活圈子很小，家和工厂两点一线。周末偶尔带女儿去公园，或者回娘家。
她会认识张建军这样的人吗？不太可能。社会阶层差得太远。
那李秀娟呢？外地来的打工妹，在餐馆当服务员，租住在城中村。她的社交圈更小。
两个女人，怎么和富商家庭扯上关系？
小张敲门进来：“周队，张建国的资料找到了。他2008年破产，之后一直酗酒，2014年死于肝硬化。妻子早逝，没有孩子。他破产前开的是建材公司，和刘芳的纺织厂不在一个行业，应该没有交集。”
“张建设呢？”
“张建设一直在省城，搞房地产。他的公司2005年成立，现在做得很大。他很少回本市，据说和大哥张建军关系一般。”
“查一下2006年和2007年三月，张建设和张建国有没有在本市的记录。”
“是。”
技术科的老刘打来电话：“周队，DNA比对结果出来了。张浩的血样，和袜子上的男性DNA没有直接匹配，但亲缘关系确认：袜子上的DNA属于张浩的生物学父亲。”
张浩的生物学父亲，那就是张建军。
“确定吗？”
“确定。父子关系概率99.99%。”
所以，袜子上的DNA是张建军的。
杀害刘芳的凶手，是张建军。
那李秀娟呢？李秀娟指甲缝里的DNA，和张建军的DNA高度相似，但又不完全匹配，这说明什么？
“老刘，李秀娟案的DNA，和张建军的DNA比对呢？”
“做了，相似度很高，但不是同一个人。更像是……兄弟。”
兄弟。张建军有两个兄弟：张建国和张建设。
张建国已经死了，张建设还活着。
“如果是兄弟，DNA能区分开吗？”
“同父同母的兄弟，DNA相似度很高，但还是有区别。我们可以做Y染色体检测，确定是不是来自同一父系。”
“好，尽快做。”
挂了电话，我靠在椅背上。张建军，张建国，张建设。三兄弟，其中一个可能是杀害李秀娟的凶手，而张建军本人是杀害刘芳的凶手。
两兄弟都是杀人犯？还是其中一人两案都参与了？
我需要和张建军谈谈。但用什么理由？直接说我们在刘芳的袜子上发现了他的DNA？他会承认吗？肯定会否认，说是污染或者搞错了。
而且他是知名企业家，没有确凿证据，动他会很麻烦。
我想了想，给小张布置任务：“查张建军2006年三月的行踪。还有，查他和刘芳有没有任何交集。”
“是。”
下午，老刘的电话又来了：“周队，Y染色体检测结果出来了。李秀娟案的DNA，和张建军、张浩的Y染色体一致，来自同一父系。基本可以确定，凶手是张建军、张建国、张建设三兄弟中的一个。”
“能确定是哪一个吗？”
“不能，三兄弟的Y染色体是一样的。除非有他们的DNA样本直接比对。”
“张建国已经死了，张建设在外地。”
“那只能想办法搞到张建军的DNA了。”
怎么搞？张建军这种人，不会轻易让我们采DNA。除非有确凿证据，申请强制措施。
但我们现在只有袜子上的DNA，而且不能百分百证明那就是凶手留下的。张建军完全可以说，他认识刘芳，穿过她的袜子，或者不小心接触过。
我们需要更多证据。
“小张，张建军2006年三月的行踪查到了吗？”
“查到了。他2006年三月去了趟广州，参加一个订货会，三月十号去的，三月十八号回来的。有机票和酒店记录。”
刘芳是三月十五号失踪的。如果张建军三月十号到十八号在广州，那他不可能作案。
但袜子上的DNA确实是他的。这怎么解释？
“确认记录真实吗？”
“机票和酒店都是真的，但……不一定代表他本人在广州。他可以让人代他去。”
“查一下他当时的随行人员。”
“好。”
另一个可能性：张建军不是凶手，但他的DNA出现在刘芳的袜子上。也许刘芳认识他，或者接触过他，袜子被污染了。
但李秀娟案的DNA又和张建军有亲缘关系。这太巧合了。
除非……张建军在包庇真正的凶手。他的兄弟。
我决定先见见张建军，探探口风。
下午三点，我拨通了张建军公司的电话。秘书接的，说张总在开会。我说我是市公安局的，有事找他。五分钟后，张建军亲自回电。
“周警官，您好您好，有什么指教？”他的声音很热情，带着生意人惯有的圆滑。
“张总，有点事想向您了解一下，方便的话，我去您公司一趟？”
“方便，当然方便。您什么时候来？”
“现在。”
“好，我在公司等您。”
我让小张开车，去张建军的公司。公司在新区一栋气派的写字楼里，占了整整两层。前台小姐领我们到会议室，泡了茶。几分钟后，张建军进来了，一身名牌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周警官，久仰久仰。”他握手很用力，“这位是？”
“我同事，小张。”
“坐，坐。不知周警官找我什么事？”
我开门见山：“张总，您认识一个叫刘芳的人吗？”
张建军愣了一下，想了想，摇头：“刘芳？不认识。怎么了？”
“她十三年前失踪了，最近我们找到了她的遗骸。”
“哦……那太不幸了。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在她的遗物上发现了一些线索，可能和您有关。”
张建军的表情没变，但眼神闪了一下：“和我有关？周警官，您别开玩笑，我怎么可能跟一个失踪十三年的女人有关系。”
“不是直接关系，是间接的。”我盯着他的眼睛，“我们在刘芳的袜子上提取到了DNA，经过比对，和您有亲缘关系。”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张建军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手很稳。
“周警官，这不可能。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叫刘芳的人。会不会是搞错了？DNA检测也可能出错吧。”
“检测很严谨，不会出错。所以我来问问您，有没有可能，您的DNA通过某种方式接触到了刘芳的物品？”
张建军放下茶杯，笑了笑：“周警官，我是个生意人，每天接触的人很多。但十三年前的事，我真记不清了。也许在某个场合见过，握过手，或者……总之，我不可能杀害她，我没动机，也没时间。”
“您记得2006年三月您在哪儿吗？”
“2006年……太久了，记不清。”他顿了顿，“不过我可以查查日程表。周警官，您怀疑我？”
“不是怀疑，是例行调查。希望您理解。”
“理解，当然理解。”他站起来，“这样，我让秘书查一下当年的日程，有结果我告诉您。我还有个会，就不多陪了。”
“好，谢谢配合。”
我们起身告辞。走到门口，张建军忽然说：“周警官，我弟弟张建设，最近遇到了点麻烦。有人在调查他，说是跟什么旧案子有关。不会是你们吧？”
我回头看他：“什么旧案子？”
“我也不清楚，建设没说。但如果有需要，我们张家一定配合警方调查。”他笑容依旧，“毕竟，我们是守法公民。”
离开公司，小张说：“周队，他在试探我们。”
“嗯。”我点了根烟，“他在暗示，如果查他弟弟，他会配合。但如果查他，就不一定了。”
“那我们怎么办？”
“查张建设。既然他提了，我们就顺着查。”
回到局里，我让技术科联系省城警方，调取张建设的资料。同时，我重新看李秀娟的案卷。
李秀娟遇害是2007年三月十日晚上。死亡时间是晚上九点到十一点之间。抛尸地点在国道边的玉米地。当时排查过周围所有的监控，但2007年监控很少，只拍到了一辆可疑的黑色轿车，看不清车牌。
那辆车的型号是桑塔纳2000，当时很常见。
张建军2007年开什么车？我让小张查。很快结果出来了：2007年，张建军开的是一辆黑色奥迪，不是桑塔纳。但他弟弟张建国，当时开的正是一辆黑色桑塔纳2000。
张建国。已经死了的张建国。
“小张，查一下张建国2007年三月的行踪。”
“是。”
第二天，省城警方回话了。张建设最近确实被调查，但不是刑事案，是经济纠纷，他公司的一个项目涉嫌违规用地。
“周队，我们还查到，张建设2006年和2007年三月都在省城，有不在场证明。”
所以张建设可以排除。
现在嫌疑集中在张建国身上。但他已经死了，死无对证。
除非能找到确凿证据，证明张建国就是杀害李秀娟的凶手。但怎么找？案发现场没有留下直接指向他的证据。唯一的DNA，和他哥哥张建军高度相似，但没法百分百确定是他。
而且，刘芳案怎么办？袜子上的DNA是张建军的，但张建军有不在场证明。
除非……张建军和张建国合谋。或者，张建军在包庇张建国。
我决定再见见张建军。这次，我带了搜查令。
“张总，我们需要采集您的DNA样本。”我把搜查令放在他面前。
张建军看着搜查令，脸色终于变了：“周警官，这什么意思？”
“配合调查。如果您是清白的，采集DNA对您没有影响。”
“我拒绝。你们没有证据证明我和案件有关，这是侵犯我的权利。”
“我们有DNA证据，表明您和刘芳案有关联。如果您拒绝，我们可以申请强制措施。”
张建军盯着我，眼神阴沉。会议室里的气氛紧绷。
“好。”他最终说，“我配合。但我要求我的律师在场。”
“可以。”
律师很快来了。在律师的见证下，技术人员采集了张建军的口腔拭子。整个过程张建军很配合，但脸色很难看。
采集完，他说：“周警官，我希望你们尽快出结果，还我清白。另外，我提醒您，我是市政协委员，有头有脸的人。如果这件事传出去，对我的名誉造成损害，我会追究责任。”
“我们依法办案，请您理解。”
离开公司，小张说：“周队，他会老实等结果吗？”
“不会。”我说，“他肯定会想办法。”
果然，当天晚上，我就接到了领导的电话。
“老周，张建军的案子，要慎重。他是政协委员，市里重点企业负责人。没有确凿证据，不要动他。”
“局长，我们有DNA证据。”
“DNA可以解释。他可以说认识死者，或者不小心接触过。光凭这个，定不了罪。”
“我知道。所以我在找其他证据。”
“抓紧时间，但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明白。”
挂了电话，我苦笑。这就是现实。有钱有势的人，动起来就是麻烦。
但再麻烦，也得动。两条人命，不能白死。
第二天，张建军的DNA比对结果出来了：和袜子上的DNA完全匹配。
他就是刘芳袜子上DNA的来源。
但同时，技术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袜子上的DNA很新鲜，不像是在野外埋了十三年的样子。
“周队，我们重新检测了袜子。上面的DNA降解程度很低，更像是最近几年才沾上去的。而刘芳的骨头和衣物上的DNA，降解程度很高，符合十三年野外埋藏的特征。”
“什么意思？”
“意思是，张建军的DNA可能是在刘芳死后很久才沾到袜子上的。也许……是有人故意把沾有他DNA的袜子，放到了刘芳的遗骸旁边。”
栽赃？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如果是栽赃，那一切就说得通了。张建军有不在场证明，他的DNA出现在袜子上，但不是凶手留下的。凶手另有其人，想嫁祸给张建军。
但谁会这么做？而且为什么要等到十三年后才做？
除非……凶手是张建军的仇人，想借这个机会整垮他。
但李秀娟案的DNA又和张建军有亲缘关系。这怎么解释？也是栽赃？
或者，真正的凶手是张建国，他杀了李秀娟。而有人知道这件事，在张建国死后，想通过栽赃张建军，把两件案子都推到他身上。
这个“有人”，会是谁？
张建军的仇人？张建国的仇人？还是……
我想起张建军提到张建设时的语气。他们兄弟关系不好。
张建设？他有动机吗？如果张建国杀了人，张建设知道，想通过栽赃张建军，一举除掉两个哥哥？
太复杂了。
我需要见见张建设。
第三章 兄弟之间
去省城之前，我又见了张建军一次。这次是在局里，正式的询问。
“张总，您的DNA和刘芳袜子上的DNA完全匹配，这个您怎么解释？”
张建军带着律师，表情平静：“周警官，我说过了，我不认识刘芳。至于我的DNA为什么会出现在她的物品上，我也不知道。也许是被污染的，也许是被栽赃的。”
“栽赃？谁会栽赃您？”
“这就要问你们警方了。我是生意人，竞争对手不少，仇家也可能有。谁知道呢。”
“2006年三月，您在广州参加订货会，有不在场证明。但刘芳是三月十五号失踪的，如果您的DNA是后来才沾到袜子上的，那是什么时候？”
“我说了，我不知道。”张建军有些不耐烦，“周警官，如果你有证据证明我犯罪，就逮捕我。如果没有，请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还有一个问题。您弟弟张建国，2007年三月在哪儿，您知道吗？”
张建军的眼神闪了一下：“我弟弟？他五年前就去世了。问他干什么？”
“2007年三月，发生了一起命案，受害人叫李秀娟。现场提取的DNA，和您的DNA有亲缘关系。”
会议室里安静了。律师开口：“周警官，我的当事人已经配合了调查。如果没有新的问题，我们要走了。”
“张总，”我盯着张建军的眼睛，“您弟弟张建国，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您？”
张建军站起来：“我弟弟已经去世了，请你们不要打扰他。至于什么命案，我不清楚。周警官，我还有事，失陪了。”
他带着律师走了。小张说：“周队，他明显在回避张建国的问题。”
“嗯。去省城，见张建设。”
省城离我们这儿三百公里，开车三个小时。我和小张中午出发，下午到了张建设的公司。和张建军不同，张建设的公司在市中心一栋老写字楼里，装修简单，但很气派。
张建设本人也比张建军随和，五十多岁，微胖，穿着polo衫，看起来像个普通的中年商人。
“周警官，稀客稀客。”他热情地握手，“我大哥给我打电话了，说你们在调查一些旧事。需要我配合什么，尽管说。”
“张总，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大哥张建军和二哥张建国的一些情况。”
“坐，坐。”他让秘书泡茶，“我大哥二哥……唉，说来话长。”
“您二哥张建国，2007年的时候在做什么？”
“2007年？”张建设想了想，“那时候他已经破产了，整天喝酒，无所事事。我大哥接济过他几次，但他脾气倔，不肯接受，后来就很少来往了。”
“他2007年三月在哪儿，您记得吗？”
“不记得了。可能在本市，也可能去外地了。他那段时间精神状态不好，经常到处跑。”
“您大哥说，您最近遇到点麻烦？”
张建设笑了：“一点经济纠纷，小问题。我大哥就是爱操心。周警官，你们是不是在查什么旧案子？跟我二哥有关？”
我没直接回答：“您二哥生前，有没有跟您说过什么特别的事？”
张建设沉默了一会儿，喝了口茶：“特别的事……倒是有一件。大概2008年吧，他破产后第二年，有天晚上喝醉了，跑到我这儿来，哭了一夜。说他对不起一个人，说他做了错事，一辈子都还不清。”
“对不起谁？”
“他没说具体名字，就说是个女人。我当时以为他是感情上的事，没多问。现在想来……会不会跟你们查的案子有关？”
“后来呢？”
“后来他就走了。再后来，他酗酒越来越厉害，2014年肝硬化去世了。葬礼是我和我大哥办的，没什么人来，冷冷清清的。”张建设叹气，“我们三兄弟，我大哥最有本事，我最会做人，我二哥……最可怜。但他也是自己作的，怪不得别人。”
“您大哥和二哥关系怎么样？”
“不好。我大哥看不起二哥，觉得他没用。二哥也恨大哥，觉得他见死不救。两人很少来往。”
“那您和二哥呢？”
“我还行，偶尔接济他。但他自尊心强，不肯多要。”张建设看着我，“周警官，如果真是我二哥犯了事，他已经死了，就别追究了。给活着的人留点体面。”
“如果涉及命案，必须追究。”我说，“张总，我们需要您的DNA样本，做比对。”
张建设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行，配合警方工作。不过周警官，如果比对结果有问题，您可得提前告诉我，我好有个准备。”
“没问题。”
技术人员采集了张建设的DNA。整个过程他很配合，还开了几句玩笑。
离开公司，小张说：“周队，张建设比张建军好说话多了。”
“不一定。”我说，“好说话的人，可能更危险。”
回程路上，我一直在想张建设的话。张建国醉酒后说对不起一个女人，会不会就是李秀娟？他杀了她，然后愧疚？
但刘芳案呢？袜子上的DNA是张建军的，但可能是栽赃。谁会栽赃张建军？张建设有动机吗？
如果张建设知道张建国杀了人，想通过栽赃张建军，把两件案子都推到他身上，一举除掉两个哥哥……不是不可能。
但为什么要等十三年？而且为什么要选刘芳的案子？刘芳失踪时，张建国还活着。
除非……张建设就是杀害刘芳的凶手。
这个想法让我后背发凉。如果张建设是杀害刘芳的凶手，那他完全可以在作案时留下张建军的DNA，为以后栽赃做准备。但他怎么会有张建军的DNA？兄弟之间，搞到对方的DNA不难。
然后他等张建国死了，等十三年后刘芳的遗骸被发现，DNA比对，张建军就成了嫌疑人。
而李秀娟案的DNA和张建军有亲缘关系，正好可以佐证张建军是连环杀手。
一箭双雕。
但动机呢？张建设为什么要杀刘芳？随机作案？还是有特定目标？
我需要查张建设和刘芳有没有交集。
回到局里，我让小张查张建设2006年的行踪。同时，技术科传来消息：张建设的DNA比对结果出来了，和李秀娟案的DNA不匹配，和袜子上的DNA也不匹配。
张建设可以排除。
那还剩谁？张建国已经死了，张建军有不在场证明，张建设排除。
难道凶手是外人？但DNA明明指向张家人。
除非……张建军还有个私生子。
这个念头冒出来，我立刻让小张查张建军的家庭关系。张建军只有张浩一个儿子，但有没有私生子，很难查。
另外，张建国有没有孩子？他妻子早逝，没有子女，但会不会有私生子？
案子陷入僵局。
晚上，我在办公室加班，翻看所有资料。李秀娟案的现场照片，刘芳的遗骨照片，DNA报告，走访记录……一遍又一遍。
凌晨一点，老陈打来电话：“周队，我有个发现。”
“什么？”
“刘芳的袜子上，除了张建军的DNA，还有另一组微量DNA，之前没检测出来。是女性的，和死者本人不同。”
“另一个女性？是谁？”
“不知道，数据库里没比对出来。但这组DNA很新鲜，也是最近几年才沾上去的。”
又一组DNA，又是最近几年沾上去的。
栽赃的人不止一个？还是……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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