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16世纪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也是西班牙帝国如日中天的黄金岁月。
他们的无敌舰队横行大洋，他们的征服者在美洲摧枯拉朽，将阿兹特克和印加两大帝国踏在脚下。
黄金与白银如潮水般涌入伊比利亚半岛，让西班牙国王自豪地宣称在他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这股征服狂潮的巅峰期，西班牙帝国的鹰派们曾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
据说，这甚至是一场经过数十年严密论证、甚至细化到具体兵力部署的军事计划。
如果历史的轮盘稍微偏转一点点，一场东西方文明的超级碰撞或许在400年前就会以一种血腥的方式上演。
来自新大陆的迷之自信与“征服者”的狂想
要理解这个疯狂计划的源头，我们必须把时钟拨回1526年。
那一年，埃尔南·科尔特斯刚刚完成了对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这位双手沾满鲜血的征服者，站在墨西哥的废墟之上，信心极度膨胀。
他给当时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写了一封信，信中并未满足于美洲的战果，而是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构想：
从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的太平洋海岸出发，一路向西航行，经由印尼的香料群岛，最终将那个传说中的中华帝国纳入西班牙的版图。
在当时的西班牙人看来，这并非痴人说梦。
科尔特斯仅凭几百名士兵和火绳枪，就征服了拥有数百万人口的美洲帝国。
这种“以少胜多”的胜利经验，给了他们一种极其危险的错觉。
查理五世对此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毕竟，刚刚吞并一个大陆的快感是无与伦比的。
于是，一系列横跨太平洋的探险开始了。虽然前几次远征大多以迷航或海难告终，但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米格尔·洛佩斯·德·里加斯比终于在1565年成功开辟了连接美洲与菲律宾的固定航线。
西班牙人并没有选择宿务作为殖民首府，而是刻意选择了马尼拉。理由非常直白：这里离中国更近，是扼守贸易路线的咽喉，更是未来入侵行动的最佳跳板。
随着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站稳脚跟，对中国的侦察也随即展开。
一位名叫马丁·德·拉·拉达的传教士兼学者被派往中国，充当“间谍”的角色。
1569年，他带回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虽然他如实记录了中国人口稠密、城池坚固的事实，但他同时也得出了一个致命的误判：
他认为中国人“并不尚武”，国家的防御主要依赖于数量庞大的人口和高耸的城墙，而非战斗技巧。
这份报告像一针兴奋剂，刺激了马尼拉的殖民官员。
他们开始相信，只要策略得当，征服中国并不需要倾国之兵。早期的菲律宾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桑德甚至狂妄地宣称，只需四到六千名精锐士兵，就能让大明王朝改朝换代。
虽然当时谨慎的菲利普二世国王暂时搁置了这一提议，但这颗野心的种子，已经在马尼拉的土壤里生根发芽。
伊比利亚联盟的建立与“四步走”吞并计划
转折点出现在1580年。葡萄牙国王去世且无子嗣，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顺势继承了葡萄牙王位，历史上著名的“伊比利亚联盟”就此诞生。
这意味着西班牙不仅拥有了美洲的白银，还直接继承了葡萄牙人在东方经营百年的成果——遍布非洲和印度的商站、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权，以及最关键的，澳门。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一位名叫阿隆索·桑切斯的耶稣会神父登场了。
桑切斯回到马尼拉后，联合当地的主教，向菲利普二世呈递了一份详尽得令人咋舌的《征服中国计划书》。
根据计划，整个征服行动将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钳形攻势”。西班牙军队将利用葡萄牙在澳门的基地和马尼拉的据点，兵分两路。
一路卡斯蒂利亚军团从福建登陆，另一路葡萄牙军团从广东推进，迅速占领中国富庶的东南沿海省份，切断大明王朝的经济命脉。
第二阶段是“斩首行动”。
联军将沿海岸线北上，直捣北京，目标是俘获当时的万历皇帝。
西班牙人计划利用大明内部的矛盾，甚至幻想中国百姓会像美洲土著反抗阿兹特克那样，欢迎西班牙人。
第三阶段是“精神殖民”。
在军事占领后，随即展开大规模的同化。通过建立修道院、医院和学校，将天主教义强制推行，彻底改变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
而第四阶段，则是所谓的“全球霸业”。
以中国为巨大的后勤基地和兵源地，西班牙将向四周辐射，征服日本、印度、印尼，甚至一路向西反推，经由中亚直抵奥斯曼帝国的后背。
当时西班牙在欧洲正与奥斯曼土耳其苦战，如果能从东方开辟第二战场，哈布斯堡王朝将真正统治世界。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菲利普二世甚至在1588年批准成立了专门的“中国事业委员会”。
具体的兵力清单也列出来了：12000名来自欧洲的重装步兵，6000名菲律宾土著辅助部队，以及——最令人意外的——5000名来自日本的雇佣兵。
是的，你没看错。当时正值日本战国末期，大量的浪人和武士急需寻找出路。一位名叫小西行长的日本天主教大名甚至向西班牙人承诺，可以提供6000名精锐武士参与对华战争。
帝国的黄昏
万事俱备，似乎大明王朝的边境线上即将燃起战火。但为什么这场声势浩大的入侵最终无疾而终了呢？
历史的幽默之处在于，阻止这场战争的并非大明军队的火炮，而是西班牙帝国自身的内部矛盾和复杂的欧洲局势。
首先跳出来反对的，恰恰是原本被视为盟友的葡萄牙人。
虽然西班牙和葡萄牙拥戴同一位国王，但两国的利益并未完全捆绑。葡萄牙人在澳门经营多年，他们比狂妄的西班牙人更了解中国。
他们深知，大明王朝绝非阿兹特克可比，这是一个拥有庞大常备军、先进火器和高效官僚体系的超级大国。
一旦开战，葡萄牙在东方的所有贸易利益将瞬间化为乌有。因此，葡萄牙的商人和耶稣会士在宫廷中极力游说，反对任何激怒中国的军事冒险。
其次，天主教会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虽然阿隆索·桑切斯极力鼓吹“圣战”，但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等其他修会坚决反对。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击，来自欧洲本土。
1588年，也就是“中国事业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年，西班牙引以为傲的“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被英国人击败。
这场惨败让西班牙元气大伤，菲利普二世不得不将战略重心收缩回欧洲，以应对英国和荷兰的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班牙国力渐衰，那个征服东方的梦想也随之被封存进了档案柜。
新的菲律宾总督接到严令：禁止挑衅中国，转而寻求与明朝建立稳定的贸易关系。
到了1640年，葡萄牙重获独立，伊比利亚联盟解体，西班牙入侵中国的最后一点理论可能性也彻底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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