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纠缠式姑息式处理程序贻害无穷。五个月大的小洛熙，没能熬过那场被称为“入门级”的心脏手术。这场悲剧留给家属的，除了丧女之痛，还有持续一个月的证据调取拉锯；留给公众的，则是对卫健执法公信力的深深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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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小洛熙离世后，家属多次要求调取手术室监控，院方先是称“无监控”，后又改口“全景监控无存储功能”。而本应及时介入固定证据的卫健部门，直到接近一个月才完成相关勘验，这一拖延让“信任裂痕”持续扩大。要知道，医疗纠纷中，证据提取的时效性直接关系真相还原，拖延一日，公众的疑虑便加深一分。
官方通报称涉事监控配置符合规定，但这难以平息质疑。多地三甲医院证实，手术室带存储功能的监控是普遍配置，北京协和等医院更是将其用于医疗质量追溯。当家属面对“部分监控无法回放”的解释，当关键证据提取被搁置一个月，卫健执法的“及时性”与“主动性”难免受到拷问。执法为民的核心，本就在于第一时间回应诉求、固定真相，而非让家属在悲痛中奔波维权。
更令人揪心的是，信任的崩塌往往始于细节。从手术超时未及时告知，到家属索要监控遭推诿，再到卫健部门证据提取的延迟，每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在消耗着公众对医疗监管体系的信任。如今宁波妇儿医院门诊大厅的空荡，正是公众用脚投票的无声抗议——医疗信任的建立需要数十年，而崩塌可能只需要一次证据提取的拖延。
浙江省委省政府已派出工作组督导，相关责任人也已被处理。但重建信任，不能只停留在问责层面。卫健执法需要建立“证据优先”的响应机制，纠纷发生后第一时间固定监控、病历等关键材料；更需要明确监控配置与存储的统一标准，让“符合规定”不再成为模糊公众认知的挡箭牌。
小洛熙的悲剧无法挽回，但她的遭遇应成为制度完善的契机。卫健执法的公信力，既不在冰冷的通报文字里，也不在事后的追责名单中，而在每一次及时响应的诉求里，在每一份完整留存的证据中。别让信任输在“拖延”上，这才是对逝去生命最好的告慰，也是执法部门应有的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