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5月16日午后，一张写有“东单—崇文门道路扩建”字样的蓝图摆在北京市政府的会议桌上。蓝图右下角，那块被涂成浅灰色的区域正是广东新、旧义园所在的位置，袁崇焕祠墓赫然名列其间。会场里，大拆大建的气氛正浓，没人注意到，这座祠墓已经在计划里“搬家”了。
消息穿过胡同，被几位文史专家带到了中南海西花厅。李济深正在这里参加全国政协的一场座谈。他握着那张手写备忘，上面只四个字：“袁墓待迁”。一瞬间，这位六十三岁的民革主席眉头紧锁。对他而言，袁崇焕不仅是明末抗金名将，更是民族气节的象征；而当下，抗美援朝尚未收官，保留民族英雄遗迹的政治意义尤为突出。
“这事不能拖。”李济深当天便约叶恭绰、章士钊、柳亚子在东交民巷见面。老人们合计后，决定写一封联名信直呈毛主席。章士钊铺纸挥毫，柳亚子润色，叶恭绰查资料补充史据。信写好，不到两百字——短、准、狠：说明墓主身份，强调民族精神，点出拆迁将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一句话直截了当：“乞予特留，以资观感。”
5月16日晚，电报快递送达中南海。毛主席正在批阅文件，见到信件立刻批示：“请彭真同志查明处理。我的意见是并无大碍，袁崇焕墓应予保留。”落款处只五个字：“毛 泽 东”。措辞平实，却是最高指令。
翌日清晨，彭真召集市政建设局、文物管理处和规划处负责人，逐条核对方案。那张蓝图被重新摊开，灰色地块变成醒目的红框，旁边添加八个新字：“文物区，禁止拆迁”。会议结束时，彭真淡淡一句：“主席已有批示，大家照办。”
工程部门在东花市口立起围栏，工人改道施工。半个月后，祠墓周边完成加固，清理杂草，修补花墙，换上新石碑。沿街的告示写得非常直接：“袁崇焕祠墓，原地保护，任何单位不得移动。”
事情似乎圆满，却并非一纸批文那么简单。规划处的年轻工程师回忆，那段日子常有市民围观，议论声此起彼伏：有人赞成保留，也有人质疑“坟头占地”。李济深主动走进人群，慢慢解释袁崇焕的史事。有人问：“搬出去省事，为啥非得留？”李济深只答一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遗址即教科书。”场面顿时安静。
李济深为何如此上心？原因可追溯到他自己的军旅经历。1911年，他在黄埔炮台见过革命党人为烈士守灵；1938年，他在桂林主持修复湘江援剿阵亡将士墓园。一次次风雨中，他体会到“留人易，留魂难”。而袁崇焕恰恰代表“守边御侮”之魂，岂能说迁就迁？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李济深生活并不宽裕。为了筹措策反经费，他把南京老宅出租，只得二十万港币；香港活动经费也靠董必武转来的七百万港元支撑。经济紧张，却仍愿意为一座墓奔走。有人感慨：“这不是钱的事，是立场的事。”
毛主席对李济深的信任，早在抗战时期就结下。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李济深一纸电文劝傅作义罢战，为谈判争取宝贵时间。建国后，毛主席常称他“任潮兄”，一次会面时还笑说：“民革里，我最熟你。”此番祠墓风波，更凸显二人间的默契。
事情落定，北京市政府在7月上旬按文物等级批复：袁崇焕祠墓列为市级重点，专门拨款修缮。工程方案里，一棵古柏被标注“重点保护”，因为据传栽于道光十一年。工人不敢用机械，改用人工松土换肥。守墓人余氏后代见状，泪湿衣襟。
同年8月1日，修缮完工。清晨的祠堂内，香烟袅袅，墙上挂着康有为石刻《袁督师赞》金文拓片。院外是刚铺好的青砖道路，来往行人可驻足参观。翻砂铸的新牌匾写着“明代民族先烈袁崇焕墓”，字体苍劲，出自叶恭绰手笔。
祠墓保住了，城建顺利推进。东单至崇文门的主干道最终向南微调十五米，既让机动车畅通，也为文物留足空间。多年后，规划处档案室里还保存着那份修改稿，上面钉着一张便签：“此案谨记——建设为民，亦须留史。”
时间转到1954年清明节。细雨中，李济深撑伞来到东花市。他对随行秘书说：“抗美援朝结束了，可未来还有别的难关。人要站得直，史也得写得正。”说罢，他在袁崇焕墓前停立良久，然后掏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诗笺，置于石阶。字句外人无缘得见，只知道最后一行写着：“守此寸心，俟河清海晏。”
后来北京市政协在1992年、2003年两度拨款修缮，袁墓愈发庄重。2006年，国家公布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里正式出现“袁崇焕祠墓”。业内评价，此案奠定了新中国“市政让位文物”原则的早期范例。
回望1952年那场风波，几封纸短情长的信件、几次果断批示、一场迅速行动，共同保住了不足两亩地的祠堂，却也为北京乃至全国文物保护树立了先例。袁崇焕墓没有搬迁，民族气节得以薪火相传；李济深的坚持，则在历史坐标上留下一笔难忘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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