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不列颠最辉煌的岁月里，维多利亚女王的舰队曾像钢铁巨兽般巡视全球，将海洋视为自家的后花园。
从好望角到加尔各答，无处不飘扬着米字旗。帝国的大炮一响，全世界都为之一振。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没有任何权杖能够永恒。到了1956年，那轮曾宣称“永不落下”的太阳，终于行将就木。
而它最终坠落的地方，不是伦敦的雾气中，也不是印度的艳阳下，而是在那条切开亚非大陆的狭长水道——苏伊士运河。
一场关乎尊严的豪赌
二战后的世界，旧秩序正在崩塌。英国虽然还是战胜国，但早已元气大伤，囊中羞涩。而中东，这块曾经的帝后花园，正因民族主义的觉醒而沸腾。
处于风暴中心的，是苏伊士运河。
这条19世纪由法国人雷赛布凿通、后来由英法控制的黄金水道，是连接欧洲与亚洲的咽喉。
对于英国而言，这不仅是通往印度的捷径，更是运输石油的生命线。没有它，英国的工业血液就会枯竭；失去了它，大英帝国的余威将荡然无存。
但在埃及人眼中，外国军队赖在自家的领土上，外国公司拿走了大部分过路费，而埃及人民却依然贫困。
1952年，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腐败的法鲁克王朝，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年轻上校——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登上了历史舞台。
纳赛尔不仅想做埃及的领袖，他更梦想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救世主。他高呼独立、团结与尊严，这些口号像火种一样点燃了中东压抑已久的情绪。
冲突的导火索是阿斯旺大坝。
纳赛尔想在尼罗河上修筑这座宏伟的水利工程，以此实现埃及的现代化。
起初，为了拉拢埃及不倒向苏联，美英两国承诺出资。
但纳赛尔是个精明的赌徒，他试图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这种“骑墙”行为激怒了西方。1956年7月，华盛顿突然撤回了援助承诺，理由是埃及“经济状况堪忧”。
这实际上是给纳赛尔的一记耳光。但他并没有像西方预想的那样屈服，反而打出了一张震惊世界的王牌。
1956年7月26日，亚历山大港的广场上人山人海。
纳赛尔发表了一场激情澎湃的演说。当他看似随意地提到运河建造者“斐迪南·德·雷赛布”的名字时，这是早已约定好的暗号。
早已埋伏好的埃及军警立刻冲入苏伊士运河公司，赶走了惊慌失措的欧洲高管，升起了埃及国旗。
纳赛尔在欢呼声中宣布：“运河现在属于埃及！我们将用运河的收入来修大坝！”
消息传回伦敦，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几乎气得发抖。
对于这位丘吉尔的接班人来说，纳赛尔是个麻烦，必须被铲除。
法国人同样怒不可遏，因为纳赛尔正在暗中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反法独立运动。
而在中东的另一端，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也忧心忡忡，埃及封锁了蒂朗海峡，还不断支持武装分子袭扰以色列边境。
三个怀揣不同心思的国家，因为同一个敌人走到了一起。
10月，巴黎郊外一栋隐秘的别墅里，一场改变历史的密谋正在进行。
英、法、以三国的代表围坐桌前，制定了一份名为《塞夫尔协议》的绝密计划。
这完全是一个“钓鱼执法”式的剧本：首先由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制造战乱假象；然后英法两国以“维护运河安全、隔离交战双方”为由，发出最后通牒；当埃及拒绝（这是一定的）后，英法联军顺理成章地介入，占领运河，推翻纳赛尔。
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豪赌，赌注是三个国家的国运。
看似完美的剧本
1956年10月29日下午，行动代号“火枪手”正式打响。以色列第202空降旅的伞兵如神兵天降，落在西奈半岛的米特拉山口。
与此同时，以军装甲部队卷起漫天黄沙，向运河急速推进。在法国战机的空中掩护下，以军势如破竹，仅仅一天就控制了大部分西奈半岛。
剧本的第一幕完美上演。紧接着，英法两国按照约定，在10月30日粉墨登场，发出了那份伪善至极的“最后通牒”：要求埃以双方停火，并从运河两岸各后撤10英里。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拉偏架。
要知道，以色列军队当时就在运河附近，后撤对他们影响不大；而埃及军队是在保卫国土，让他们撤出自家领土，等于把运河拱手相让。
纳赛尔当然看穿了这拙劣的把戏，他断然拒绝：“这是侵略！”
随着最后期限的过去，图穷匕见。10月31日黎明，塞浦路斯和马耳他的机场繁忙异常，英法轰炸机群遮天蔽日地飞向埃及。
巨大的爆炸声响彻尼罗河三角洲，埃及空军在地面上就被摧毁殆尽。随后，庞大的舰队逼近塞得港，舰炮轰鸣，火光冲天。
从军事角度看，这是一场一边倒的屠杀。
英法联军凭借绝对的装备优势，很快在塞得港登陆。伞兵们在废墟和巷战中推进，尽管埃及军民在屋顶投掷燃烧瓶顽强抵抗，但依然无法阻挡西方列强的铁蹄。
短短几天，联军就控制了运河重镇。以色列更是完成了既定目标，打通了出海口。
然而，战争的胜负从来不仅仅取决于战场。就在英法自以为得计之时，国际政治的风向标突然发生了剧烈的逆转。
这场入侵彻底激怒了两个超级大国。
在莫斯科，赫鲁晓夫看到了机会。苏联发出了措辞极其严厉的电报，甚至暗示如果不停止侵略，伦敦和巴黎可能会面临“火箭武器”的打击。核战争的阴云瞬间笼罩了欧洲。
如果说苏联的威胁是当头一棒，那么美国的背刺则是釜底抽薪。
艾森豪威尔总统感觉自己被盟友像傻子一样耍了。正值大选关键时刻，他不希望被视为老牌殖民主义的帮凶，更不希望把整个阿拉伯世界推向苏联怀抱。
艾森豪威尔没有动用一兵一卒，他只是拿起了电话，打给了财政部。
美国直接切断了对英国的经济援助，并阻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更狠的是，华盛顿暗示将抛售英镑储备。
这一招击中了英国的死穴。英镑汇率在国际市场上自由落体，英国的黄金和美元储备急剧缩水。财政大臣麦克米伦告诉艾登：“我们要么停火，要么国家破产。”
11月6日午夜，就在英法军队即将沿运河南下、彻底控制局势的前一刻，艾登被迫下令停火。
枪炮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开罗街头疯狂的欢呼声。
虽然埃及在军事上输得一塌糊涂，但纳赛尔在政治上赢得了空前的胜利。他挺过了三个国家的联合绞杀，保住了运河，成为了阿拉伯民族的英雄。
新秩序下的赢家与输家
苏伊士运河的硝烟散去，留下的却是一个面目全非的世界。
对于英国而言，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首相艾登身心俱疲，在几个月后黯然辞职。
苏伊士危机像一盆冷水，彻底浇灭了英国人心中残存的大国幻梦。
英国统治者终于痛苦地意识到：没有美国的允许，大不列颠已经无力在海外发动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
从此，英国调整了国策，从“世界帝国”转型为美国的忠实盟友（或者说跟班），并在几年后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试图在欧洲大陆寻找新的定位。
法国人则从这次屈辱中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他们认为被美国出卖了，被英国拖累了。这种愤怒催生了戴高乐主义的回归。法国决定不再依赖任何人，全力研发自己的核武器，以此来维护法兰西的独立大国地位。
以色列虽然被迫撤出了西奈半岛，但并非一无所获。
他们证明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不仅打通了蒂朗海峡的航运，还摧毁了边境的武装据点。更重要的是，以色列深刻领悟到，在冷战的棋盘上，必须找到一个超级大国作为靠山。
此后，他们与法国的关系更加紧密，并逐渐向美国靠拢。
而在废墟之上，真正的主宰者浮出水面。
美国通过“艾森豪威尔主义”填补了英法撤退后的权力真空，正式成为西方在中东的保护伞。
1956年的那个冬天，当最后一批英法士兵灰溜溜地撤离塞得港时，他们带走的不仅是残兵败将，还有一个时代。
那个依靠坚船利炮、在世界各地插旗圈地、肆意瓜分大陆的殖民主义时代，彻底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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