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2月8日深夜，武昌路一盏昏黄的台灯亮到凌晨。灯下的段德彰，已经两鬓灰白，却仍挺着腰板，一笔一画写下《救救这个特困家庭》，泪水把信纸浸出斑点。人们后来只记得黄浦江畔那封呼吁信，却不知道它在怎样的夜里完成。
时间往前推五天，正月初二，上海弄堂年味正浓。烟火夹杂着糖炒栗子的香味，一条条小巷吵吵嚷嚷，老少都说新年好。段德彰同夫人路毅提着两包礼物，悄悄穿过人群。他并不想惊动谁，只想看看街道里一户职工的近况。
宿舍楼旧得厉害，扶手漆片掉落。将军年过五旬，行走仍稳，可每迈一级台阶，外衣兜里那封街道来信都轻轻晃动——里面写着“肖惠娣，尿毒症，工厂亏损，无力医治”几个字。段德彰心里说：得去瞧瞧。
开门的是肖惠娣的丈夫，脸色蜡黄，说话声音像被风吹散。屋里连一根春联都没贴，两个孩子缩在旧被子里取暖。床上躺着的肖惠娣听到动静，费力撑起身体，见到段德彰，竟翻身跪倒，“段伯伯，我的家要散了……”
这一声哭，击中了在场的每个人。路毅忙去扶她，段德彰却握住她的手腕，发现骨瘦如柴，脉搏极快。女工断断续续讲起四年来的病程：尿毒症、每周两次透析、花光积蓄，亲友借遍，如今连孩子学杂费也凑不上。
有意思的是，将军没有立刻给出承诺，只是让路毅把随身两百元塞到孩子手里。他蹲下身，轻声说：“得让孩子继续上学，这事急。”一句话不重，却像钉子钉进墙。那时二百元能做什么？最多支撑几个星期。
当晚回家，段德彰默默把存折翻了几遍，发现捐资助学、救灾慰问早已花去大半。路毅提醒他：“还可以求助报社。”将军沉吟片刻，没有说话。半夜，便有了那封致《文汇报》的呼吁信。
“上海这么大，总有人伸手。”他用旧毛巾擦了擦眼。第二天，他把信交给街道小伙子：“快，挂号寄。”嘱咐完，又叮嘱秘书：“不等报纸见刊，先凑钱，能挤多少挤多少。”四处奔波，七拼八凑凑出一万元，塞进信封急送医院。
报纸在正月十五见报。标题醒目，配一张将军牵着小女孩的背影照。那天午后，报亭前排起长队，铜板叮当作响。读者一边看，一边红了眼眶。电话打爆了编辑部，问得最多的只有一句：“捐款去哪儿送？”
这座城市的善意迅速汇聚。鱼贩子、大学教授、纺织女工、远在镇江的退伍老兵……三天里，八万多元堆满了街道办公室的长桌。有人塞来一只罐头盒，里面是折好的十元钞票；有人把自己的奖章抵押，只为换钱救人。
“段老，您放心，上海人没让您失望！”秘书把账单递过来，激动得声音都在抖。段德彰点点头，那张历尽风霜的脸，第一次露出轻松的笑。可他没有多说，转身就往长征医院打电话，安排床位、联系专家，一气呵成。
3月初，肖惠娣转入长征医院。专家会诊给出换肾方案，手术费十万元，家属竟无一句迟疑，自信满满地回答：“有，大家已经给我们凑齐了。”那一刻，医生愣住，随即明白：背后有一位老红军，以及整个上海。
术后康复并不轻松。肖惠娣在病床上疼得直冒冷汗，路毅几乎天天来陪伴，为她擦背、喂水。孩子琳琳写作业时，突然对路毅说：“段奶奶，我长大也想当解放军医生。”只有七岁的孩子，眼睛亮得像灯。
五月的一个上午，病房外的紫藤花开得正盛。肖惠娣在丈夫陪同下第一次下楼，阳光洒在她苍白却安静的脸上。她攥着段德彰的手，轻声道谢，将军却摆摆手：“别谢我，要记住帮过你的，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
这件事并没有就此封存。同年夏天，上海市多家工厂开始自发成立职工互助基金；新华街道的“关心下一代”协会也把助学列入常态项目。有人说，一位老兵写的三页纸，比十场动员会更管用。
再回头看，1955年的上海仍在摸索新制度，社会保障刚起步，漏洞不少。然而，正是那些从硝烟里走出的军人，和千千万万的普通市民，用具体行动把“人民”二字填得满满当当。历史没有华丽词藻，只有实打实的善意与担当。
段德彰晚年常对后辈提起那晚的香樟树影。“战争教会我们活命，和平更难，得让别人活得好。”他说这话时，总把手搭在桌上，指节微微发白——仿佛又回到纸上那句急切的呐喊：救救这个特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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