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汉斯所在的非洲军团残部，像被烈日晒干的沙丁鱼，蜷缩在突尼斯比塞大港等待疏散。阿拉曼的溃败已过去数周，北非的最终陷落只是时间问题。许多士兵庆幸能离开这片吞噬了无数生命的沙漠，但汉斯知道，返回的欧洲并非避难所。补充兵员严重短缺，像他这样历经数场战役的老兵，根本没有“休假”的可能。
非洲军团士兵
运输船在地中海上颠簸，汉斯大部分时间都靠在锈迹斑斑的船舷上，望着北方阴沉的海面。地中海的风与北非的不同，它潮湿、阴冷，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欧洲严冬。他的行囊里几乎没有个人物品，只有一套勉强完整的制服、几封未寄出的信（收件人多已阵亡）、一块从托布鲁克缴获但已停走的英军手表，以及深入骨髓的疲惫。左肋下方在北非留下了一道新鲜的弹片疤痕，天气变化时会隐隐作痛，像一枚嵌入身体的、恶意的勋章。
归程：从灼热到严寒
在意大利热那亚靠岸后，没有欢迎仪式，只有冰冷的效率。他们被迅速整编，补充进正准备开往东线的部队。汉斯被分配到第6集团军下属的一个步兵师——正是那个即将在斯大林格勒书写末日篇章的集团军。列车向东疾驰，窗外的景色从南欧的常绿植物，变为中欧光秃的树林，最后是东欧无边无际、被初雪覆盖的灰白平原。气温直线下降，汉斯领到了一套不合身的冬装，质量远不如北非的轻便制服。他将从北非带来的、已成破布的薄毯小心地衬在里面，这聊胜于无的屏障，是他对那段灼热地狱最后的、可悲的念想。
11月19日，当他们接近斯大林格勒战区时，沉闷的、来自东北方向的轰鸣声已清晰可闻。那不是他们习惯的炮火准备，而是持续的、仿佛大地本身在咆哮的声响——苏军开始了“天王星行动”的大规模反攻。不安的情绪在车厢里蔓延。抵达顿河畔的集结点时，混乱取代了秩序。到处都是溃退下来的部队、损坏的装备和茫然的面孔。没人顾得上他们这些新来的补充兵。汉斯被一个胡子拉碴、眼窝深陷的少尉拦住，直接塞进了一支正在收拢残兵、准备填向城市北部工厂区的队伍。
重返地狱：熟悉的陌生炼狱
进入斯大林格勒废墟时，汉斯产生了一种诡异的既视感。这里没有北非沙漠刺眼的阳光和空旷，取而代之的是铅灰色的天空、混凝土粉尘形成的永久雾霭，以及断壁残垣构成的、令人窒息的迷宫。但那深入骨髓的、混合了腐烂物、硝烟和恐惧的气味，却与任何战场别无二致，甚至更为浓烈。这里的废墟更高大、更密集，杀戮被压缩在咫尺之间。
斯大林格勒巷战
他被分配到“红十月”工厂附近的一个支撑点。这个所谓的支撑点，只是几栋相互依托的破碎楼房地下室。战友们面容憔悴，装备不全，眼中只有麻木的生存欲望。指挥官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上士，看到汉斯肩章上来自非洲军的残留痕迹和脸上的风霜，只是点了点头，递给他一支从苏军尸体上捡来的PPSh-41冲锋枪和几个弹鼓：“这个比我们的好用，子弹也好找。欢迎来到世界尽头，小伙子。”
巷战：冰与铁的研磨
战斗在每一个瓦砾堆后、每一个楼梯拐角、每一扇破碎的窗户后等待着。汉斯很快发现，这里的战争与北非的机动战截然相反。北非是空旷中的消耗与奔袭，而这里是一切都被挤压到极致的肉搏。苏军士兵如同从砖石中生长出来，顽强得超乎想象。他们固守在巨大的工业厂房、下水道系统和精心加固的废墟堡垒中。
一次，汉斯的小队奉命夺回一个被苏军占领的、曾是工厂澡堂的废墟。进攻在黎明前进行，地面结着厚厚的冰壳。他们踩着前几次进攻留下的、冻结在冰里的尸体接近目标。爆炸的火光短暂地照亮了内部：碎裂的瓷砖、扭曲的水管，以及苏军机枪枪口刺眼的火焰。汉斯从侧面炸开一个缺口突入，在弥漫的蒸汽（可能是水管破裂）和尘埃中，与一个苏军士兵撞个正着。对方是个大胡子老兵，吼叫着用莫辛-纳甘步枪的枪托砸来。汉斯用PPSh的枪身格开，两人在光滑的瓷砖地面上扭打，滚过破碎的玻璃和血泊。最终，汉斯用匕首刺入了对方的颈侧，温热的血喷溅在他冻僵的脸上，竟感到一丝可悲的暖意。老兵倒下时，眼睛瞪着他，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手伸向掉落的步枪旁一张被血浸透的照片——上面是几个孩子。
包围圈：渐冻的末日
苏军完成合围的消息传来时，绝望像西伯利亚的寒流一样席卷了阵地。补给线被切断，后方变成了前线。口粮迅速减少，饥饿比子弹更快地削弱着部队。汉斯学会了从冻硬的马尸上割肉，用融化的雪水煮成令人作呕的肉汤。寒冷是无孔不入的敌人，冻伤让手指变得笨拙漆黑，许多士兵在睡梦中再也没能醒来。
圣诞节前夕，他们分到了一点额外的面包和代用咖啡。连队里一个只有十七岁的补充兵——来自奥地利山区的孩子——用冻伤的手指费力地打开家里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一小包发霉的圣诞饼干和一张字条：“我们为你骄傲，等你回家过圣诞节。”男孩看着饼干，突然无声地哭泣起来，眼泪在污秽的脸上冲出两道白痕。那天夜里，他在哨位上自杀了，用的是最后一颗留给自己的子弹。
好的，这是重写版本，汉斯在最后关头逃出了斯大林格勒包围圈。
1943年1月下旬，斯大林格勒的包围圈已经紧缩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城市本身已成一座巨大的、冰冷的坟墓，废墟间回荡的不再是密集的枪炮声，而是更可怕的寂静——那是饥饿、寒冷和绝望共同作用的死寂。汉斯所在的残部，被压缩在“阵亡战士广场”西侧一片由破碎公寓楼和地下室构成的最后阵地。人数已从满编的连队，减少到不足三十名还能勉强行动的士兵。
最后的命令与抉择
1月28日，营部最后一份无线电命令在持续的干扰中断断续续传来，内容冰冷而矛盾：继续坚守，但允许“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为保存有生力量做出最终判断”。这几乎是默许了自行突围或投降。指挥他们的是个只剩一只眼睛的老中尉，他在昏暗的地下室召集了所有还能站立的士兵，包括汉斯。
“先生们，”中尉的声音嘶哑，仅存的眼睛扫过一张张被污垢、冻伤和疲惫扭曲的脸，“援军不会来了。空投……也几乎停止。明天，或者后天，俄国人就会碾平这里。”他停顿了一下，喉结艰难地滑动，“我接到命令，要战斗到最后一人。但我不会命令你们所有人这么做。”
他指向一张皱巴巴的、血迹斑斑的简图，上面粗略标注着包围圈西部边缘，靠近古姆拉克机场和卡尔波夫卡河的地区。“这里，据侦察……也许还有缝隙。很窄，不断变化，布满了俄国人的巡逻队和封锁线。”他的目光变得锐利，“想走的人，现在可以走。向西，穿过废墟和冰河。没有计划，没有支援，全靠运气和你们自己。留下来的人，我们将在黎明最后一次分发弹药，然后……等待结局。”
地下室里一片死寂，只有寒风穿过裂缝的呜咽。没有人立刻说话。
逃亡者的组成
最终，有九个人站了出来，包括汉斯。他们并非全是最勇敢的，相反，大多是还怀着一丝渺茫求生本能的人。其中有：一个来自巴伐利亚的年轻医护兵，他再也无法忍受地下室角落里伤员们无麻药截肢的惨叫；一个沉默的工兵中士，精通爆破和地形；还有两个与汉斯从法国战役就相识的老兵，其中一个肺部中过弹，呼吸总是带着哨音。没有豪言壮语，只有简单的点头和物品的交换——多出来的子弹、最后几块浓缩巧克力、指南针、还有从阵亡者身上收集的身份牌，托付给留下的人，希望有朝一日能被送回家乡。
汉斯将自己的铁十字勋章塞给了留下指挥的中尉。“如果……如果他们找到你，”汉斯的声音干涩，“这个，也许有点用。”中尉握了握他的手，力气大得惊人，独眼中闪过一丝难以言喻的情绪：“祝你好运。告诉外面的人……我们在这里做了什么，又是如何结束的。”
冰河夜奔
他们在一月二十九日午夜后出发，利用短暂的月缺时段。天空多云，地面有微光。工兵中士带路，选择了一条穿过下水道支线、绕过主要交战区的路线。下水道里并非空无一人，他们遇到了其他小股试图逃亡的德军士兵，有时默默结伴一段，有时因方向分歧迅速分开。通道里冰冷刺骨，齐膝的污水很快浸透了他们本已不足的御寒衣物，恶臭令人窒息。不时能听到头顶传来沉闷的爆炸或交火声，震落阵阵污垢。
接近包围圈边缘时，他们不得不离开相对安全的地下，进入开阔的、被炮火反复耕犁的郊区废墟和冰冻的卡尔波夫卡河河滩。这里是最危险的地带。苏军的探照灯不时扫过冰面，照明弹冷不丁地升起，将苍白的光洒在布满弹坑和遗弃装备的雪原上。他们必须像老鼠一样，从一个弹坑爬向另一个弹坑，利用坦克残骸和倒塌的墙壁做掩护。
一次，探照灯光柱几乎捕捉到他们。他们紧贴在冰冷的地面，汉斯的脸埋进雪里，能听到自己心脏狂跳的声音和远处苏军哨兵模糊的俄语交谈。灯光缓缓移开，他们才继续蠕动前进。那个肺部受伤的老兵，在一次急促爬行后开始剧烈咳嗽，尽管拼命压抑，声音在寂静的夜里仍显得惊人。附近的苏军阵地立刻响起机枪的扫射声，子弹打在周围的冻土和冰面上，噗噗作响。他们一动不动，直到射击停止。但咳嗽的老兵再也没有动静，黑暗中，只传来医护兵压抑的哽咽——他摸了摸老兵的颈动脉，然后轻轻合上了他的眼睛。
缝隙之间
最关键的穿越发生在一段废弃的铁路路基和冰河交汇处。根据工兵中士的判断，这里是苏军两个步兵师结合部可能存在的薄弱点。他们能看到两侧远处有篝火的微光和车辆移动的灯光，但正前方一片黑暗，只有风声。
“就是现在，快！”工兵中士低吼。
他们跃出隐蔽处，以能发挥的最快速度跌跌撞撞地冲过最后几百米的开阔地。冰面很滑，有人摔倒，又被人拉起。汉斯背着他的PPSh冲锋枪，感觉肺像要炸开，冰冷的空气灼烧着喉咙。他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粗重的喘息和脚下冰层的细微咔嚓声，仿佛随时会破裂。
战成废墟的斯大林格勒
突然，右侧亮起了闪光，接着是俄语的呼喊和枪声。他们被发现了。没有回头，只能拼命向前冲。子弹从身边呼啸而过，打在冰上溅起冰屑。年轻医护兵惨叫一声扑倒在地，汉斯想去拉他，却被工兵中士粗暴地拽住：“他完了！快走！” 那一刻，汉斯瞥见医护兵捂着腹部，身下的雪迅速变红。
他们冲进了路基另一侧的一片小树林。树木稀疏，但提供了些许遮蔽。枪声在后面响了一阵，逐渐稀疏，苏军似乎没有深追，可能认为他们只是小股溃兵，或者夜色掩护了他们。
“自由”的荒原
他们不敢停留，继续向西，直到天色微明，彻底听不到斯大林格勒方向的枪炮声。清点人数：出发九人，只剩五人。除了留在冰河边的医护兵和那位老兵，还有一人在穿越开阔地时失踪。
他们瘫倒在一个背风的浅沟里，精疲力竭。汉斯拿出水壶，里面只剩一点结冰的混合物，他含在嘴里，慢慢融化。环顾四周，是一片被白雪覆盖的、无边无际的荒原，远处有低矮的丘陵。没有路标，没有友军，只有呼啸的寒风和铅灰色的天空。他们逃出了钢铁包围圈，但落入了一个更广阔、更寒冷的自然荒原，仍然在敌后深处。
工兵中士用冻僵的手指试图定位，但指南针在战斗中损坏了。他们只能依靠太阳（当它偶尔从云层后露出时）和模糊的记忆向西走。接下来的几天是更加严峻的生存考验：躲避苏军巡逻队和游击队，寻找任何可以果腹的东西（树皮、冻硬的浆果、偶尔发现的死马残骸），在严寒中寻找过夜之处。每个人都生了冻疮，衣衫褴褛，形同乞丐。
归队与沉默
大约一周后，他们幸运地遇到了一支德军后方侦察部队的巡逻队。对方起初几乎把他们当作俄国间谍或游击队，直到确认了他们破烂制服上的残存标识和语无伦次的德语。
汉斯被送往后方的野战医院，严重的冻伤、营养不良和耗尽性的疲惫使他几乎无法站立。在医院，他得知第6集团军已于2月2日最终覆没，保卢斯元帅被俘。他所在的师，被列为“全军覆没”。
当他最终能够下床，站在野战医院门口，望着东方斯大林格勒的方向时，那里只有地平线上寻常的冬日景象。没有硝烟，没有炮声。巨大的灾难已经落幕。
他活了下来，逃离了那个地狱。但幸存并未带来喜悦，只有沉重的、几乎将他压垮的负罪感和虚无。他带着一身伤病和一段无法言说的记忆，回到了仍在继续的战争洪流中。他成了那场浩劫的少数见证者和逃离者之一，而这个身份，比任何伤口都更深地烙印在他的灵魂上。前方的战争依然漫长，但汉斯知道，有一部分自己，已经永远留在了斯大林格勒的冰原和废墟之下，与他未能带出的战友们一起，被冻结在了1943年那个无比残酷的冬天。从此，他的每一步，都仿佛踏在那些未能走出的同伴们冰冷的脊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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