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月29日深夜，北京的寒潮裹挟着北风，在中南海怀仁堂外掀起碎雪。灯火通明的值班室里，二十一岁的李家骥正在为毛主席整理当天批阅后的文件。就在这时，一封山西盂县加急电报送到他手中——父亲病危。消息来得猝不及防，他握着电报的手有些发抖，满脑子只剩一句话：“想回去看看爹。”不巧的是，第二天清晨毛主席需要赶一份苏联来电的回复稿，卫士长叶子龙便让他先稳住情绪，日出后再向主席请假。
天亮后，毛主席批阅文件间隙招手示意李家骥进屋。屋里炉火通红，纸堆得比茶杯还高。主席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语气平和：“听说你家有事，心里惦念？”李家骥一句“想回去”刚出口，主席点头便批了假期，却又把他留下来细说缘由。原来，农村统购统销已经推开一个季度，山西作为产粮区，真实反响如何，中央缺一份基层卫士亲手写的调查。主席干脆利落地给他压下任务：“一举两得，回家探亲顺道查一查。”
谈话不到十分钟，主席已列出提纲三条：一是产量增减；二是群众态度；三是实际负担。说到这儿，他特地嘱托：“别官腔，实话实说。”末了又问：“十五天够吗？”李家骥说够。主席摆手笑道：“山西冷，带上棉衣，路上小心。”
列车从北京西站南口出发那天是1月30日下午，蒸汽机车呜呜作响，白雾覆盖站台。李家骥望着缓缓倒退的城墙，心里盘算——这趟回乡不只是儿子的孝心，更像一次临阵受命。1950年随主席访苏的旅程让他知道：在毛主席眼里，小事也能连着大局，这回更不能马虎。
夜里，列车声轰隆作伴。到石家庄短暂停靠时，他用笔记下沿途村落的冬小麦苗情，连零星的秸秆堆也没放过。同行乘客笑他“当兵的比农技员还细”，他抬手扯了扯棉帽，憨憨一笑：“领导让看，我就多瞅两眼。”
2月1日清早，列车抵达太原。翻越牛驼寨隧道时，窗外白雪比刀片还亮，他却顾不上欣赏。盂县离省城还有一百余里，公路难走，他借来一匹青骡子赶回家。父亲的病情比电报描述严重，老人咳得喘不过气。李家骥把药端到床前，老人只说一句：“给主席干活，别误正事。”这话像针扎心口，也像锣鼓提醒，他暗暗发誓把调查做实。
白天照顾父亲，夜幕一落就往附近村子跑。为了不惊动基层干部，他索性拎一盏马灯进屯子，直接和社员唠家常。村东头六十岁的老社员史顺义掂起半碗高粱米，苦笑：“今年缴购任务重，口粮够吃，心里也发怵。”另一边，参加民兵的青年李顺宝却拍桌子：“统购统销好，返销价稳，咱不怕商贩宰。”两种声音交错，他一字不漏写进小本。
调查第七天，他跑到盂县西南的黄坡村。这里产谷子多，去年秋后推行统购时，部分农户对上交标准存疑。他蹲在院坝边，同村支书对照账册，一笔笔算出亩产和交粮额的差距。支书感慨：“政府也是头回吃螃蟹，咱摸着石头过河。”李家骥记下“执行中细则模糊”八个字，加粗圈三道线。
十五天转瞬而过，笔记本写满两万余字。他返京那天，父亲病情刚稳，老人执意把他送到村口，拉着他的手说了一句：“带土味回去，别带官味。”这句朴素嘱咐，成了他回程路上反复咀嚼的话。
2月16日夜里，他到中南海已近半夜。毛主席还在灯下审阅文件，听见脚步声，抬头招呼：“回来啦，小李先喝口热茶。”李家骥放下行囊就递上厚厚一沓草稿。主席没多寒暄，翻开便看。屋里只剩墙钟嘀嗒。看完十几页，主席吸了口枸杞茶，问：“群众嘴里说‘担心交多了’，实际交了多少？”李家骥答：“平均每人年交45斤，比预估多五斤。”主席沉吟片刻，提笔写下几行批语：“数据翔实，情绪需关注，勿让政策走形。”批语落款“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七日”。
天快破晓时，主席又递过一张空白信纸：“按你掌握的情況，再写正式报告。”李家骥愣了一下，脱口而出：“怕写砸。”主席笑，伸手拍他肩：“错就错几个字，大方向你已经摸准了。”一句鼓励，像煤火般驱散通宵的冷意。
三日后，《山西盂县情况调查》定稿。毛主席看罢，除了圈改错字，仅写一句：“可供同志们借鉴。”秘书王鹤滨拿着原件在警卫班传阅，不少年轻卫士读到空白页末尾的“主席批示”时，啧啧称奇——一名二十出头的小卫士，也能给中央决策当“耳目”。
文件流转过程中，有人建议删去个别细节，以免显得“家底不足”。王鹤滨摇头道：“主席说了，真实最重要。”就这样，统购统销试行首批一线报告，被完整保留下来，为随后出台的“减轻农民负担六条办法”提供了直接依据。
同年春耕前夕，中央批转数份基层材料时，把李家骥那份放在最前。老同事打趣：“小李，你这回可成了‘盂县李调查’。”他憨笑着挠头，心底却更清楚——信任来之不易，半点虚浮都不敢有。
1954年，李家骥已调往综合卫士组。他常把那本被翻卷边的笔记塞在挎包里，偶尔翻看，上面溅的煤油灯灰仍清晰。有人问他为何留着旧本子，他说：“字不多，却全是真话，留着提个醒。”
1961年秋，他自愿奔赴基层，离开主席身边。临行前，毛主席只写四个字送他：“努力学习”，他揣进胸口。多年以后回想，这四字与1953年那三条指示前后呼应——把学习写在脚下，把调查写在田里，把群众写进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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