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的一天傍晚，怀仁堂灯火通明。《龙须沟》首演刚刚落幕，周恩来走上舞台，同演员一一握手。灯影摇曳中，他回头望向坐在后台的老舍，轻声说了句“戏写得好，继续写”。场面热烈，却没人意识到两人日后的命运会被同一条暗流卷入。

老舍原名舒庆春，1899年出生，父亲在八国联军入京时战死，他自幼随母挤在北京城南的小胡同里讨生活。1919年，五四风云驱动他踏入师范讲席，十年后辗转伦敦，西方工业城市的冷雨与故乡灰瓦交织，形成了《猫城记》的荒诞底色。抗战爆发后，他提着一个小皮箱漂到武汉，衣食无着，仍坚持在难民堆里写“抗战到底”的短评。也是在武汉，他第一次听到周恩来的名字——那个总在最前线奔走呼号的地下党人。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汉江旅社成立。周恩来站在木桌上当临时讲台，开口只有一句：“写给前线，写给大众。”老舍坐在第三排，听得眼圈潮湿。当天他被推选为常务理事，总务部主任。从此，文协成了枪火线后一道特殊战壕，周恩来统筹运输粮弹，老舍提供文字火力，两人往来频繁。

有意思的是，老舍最初对党派毫无兴趣，他常说“谁真抗战我跟谁”。可周恩来的坦率与周密改变了他。周恩来赴重庆时，请他写一份面向农村读者的小册子，标题只有四个字——《救国指南》。稿子交上去，周恩来看完，提笔批：“删繁就简，照登。”第二天，《新华日报》全文刊发，发行量破十万份。老舍第一次真切体会到文字能在烽火间穿行，点燃千千万万人。

1945年日本投降，世界看似安静，实际却暗浪涌动。老舍和曹禺应邀赴美讲学，他想趁机完成《四世同堂》后半部。期间，美国小报胡乱节选他的章节，硬说“老北京只能靠美国援助翻身”，老舍气得状告两家出版社，却赢了官司赔了身体，常年腹泻、夜不能寐。就在这时，他收到周恩来从石家庄发来的短电：“大局待定，文化建设不可缓，盼君早归。”

1949年7月6日，北京饭店会议室里挤满文艺人士。周恩来朗声宣布：“新中国文化大厦已起梁柱，还缺一位能把民生写进戏剧的栋梁——老舍先生。”随后郭沫若、茅盾等联名致函。三个月后，轮船汽笛划破烟雾，老舍踏上天津码头，他的第一句话是：“周总理来了吗？”迎接人答：“总理在等您。”

建国初期，周恩来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却仍隔三五日请老舍喝茶。一次，老舍提到北京南城棚户区的臭水沟，周恩来立刻拿出笔记本：“龙须沟？写成戏，写实，写翻身。”老舍边点头边记：“别让人物喊口号，照旧日子写。”这便有了日后家喻户晓的《龙须沟》。剧本排演时，周恩来三次到排练厅，一次坐到深夜。灯光熄灭，他拍拍老舍肩膀：“别急，再改两句台词。”那一幕，被演员悄悄称为“总理的试灯”。

1958年后，风向突变，批判声音席卷学术、艺术、教育。老舍起初相信“清风很快会过”，然而1966年夏季，北京街头大标语里已出现他的名字。8月23日晚，他被带去挨斗，同去的还有另一位剧作家。夜深，小剧作家低声问：“老舍先生，周总理会管吗？”老舍摇头：“他忙得很，再等等吧。”第二天凌晨，他留下一封只写了三行的字条，于太平湖畔放下了生命。字条第一句是：“书未尽，情已竭。”

老舍出事的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恩来正在会见外宾。他的秘书悄声通报后，只见他扶着桌角，沉默许久，再抬头时语气平淡：“善后要细。”当天深夜，周恩来亲批“保护名单”百余人，却无法从名单上抹去“老舍”已成过去式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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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1975年8月24日上午十点，周恩来病重，但仍拄着拐杖来到北海公园。湖面微波，松声簌簌。他忽然驻足，望着水面，问陪同的医护：“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医护面面相觑。周恩来垂眼，低声道：“老舍走的日子，已经九年。”语毕，他再未开口，独自向前走了几步，风吹动草木，水面荡开一道弧线。

当天下午，周恩来说起老舍最后一次到中南海的情景。他放下茶杯：“那天他给我看一段新话剧，只写了开场一句——‘天还没亮，北京胡同却醒了’。可惜，再没人听到第二句。”说完，他示意医护人员回去，独在窗前站了很久。北海湖水依旧无声，却似回荡着当年怀仁堂里那一句轻轻的“戏写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