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是中央机关缝纫班长，却一口咬定没给毛主席做过衣裳，为何？
原标题：此人是中央机关缝纫班长，却一口咬定没给毛主席做过衣裳，为何？
1983年深秋，北京木樨地的一间资料室里，电话铃声骤响。沈阳军区党史办工作人员打来求证一张老照片：1942年延安枣园，毛泽东穿着打补丁的灰色棉衣，在120师干部队伍前讲话。负责接听的，是时任机关后勤顾问的老裁缝葛接调。当被问到衣服是否出自他手时，他爽快地回了三个字——“想不起来”。
这回答听上去敷衍，其实透着固执。了解葛接调的人都知道，他生于1913年6月，江西于都人，骨子里讲究“准头”。只要拿起剪刀，他会反复核尺寸，不允许错一分。让他口头“确认”一件事，更要精准。照片中的补丁、袖口的毛边、棉布的走线，他没把握百分百，宁可否定。
时间往回倒。1929年3月，22岁的葛接调在长汀随红四军鏖战，左臂中弹后抬不起。按规定应留守后方，但他有一手出众的裁缝技艺，被杨至成点名留在临时被服厂。那一年，红军缴获五万银元，又接收两座小型兵工厂，总算有了物资。新军装急需裁剪，他领着几十名战士没日没夜赶工，让部队第一次穿上整齐制服。
鲜为人知的是，这批军装采用了当地商号库存的粗棉布，面料厚硬。葛接调改用“大身直裁”法，省布两成。战士排队领衣服时，他悄悄站在角落，看着操场上一排排崭新的红军灰，泪水夹着尘土往下掉。有人问他怎么哭，他笑道：“缝一针省一线，也能省兄弟命。”句子粗糙，却是肺腑。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他扛着一台德国产“飞人”手摇缝纫机上路。那机器净重十二斤，翻雪山时常被冻住，他就揣起热水袋捂机壳。同行的警卫员劝他丢掉：“多累啊。”他摇头：“枪不能丢，我的枪就是它。”左肩起泡，换右肩；右肩破皮，再垫碎棉絮。一台缝纫机从江西、湖南、贵州，最后被他背到陕北保安。
到延安后，中央机关决定把后勤力量集中，成立“总务科服装班”，葛接调任班长。那时毛泽东常穿旧制军装，膝盖位置经常磨破。1941年深冬，贺龙送来一匹灰棉布，要服装班赶制一件加厚棉衣给主席。葛接调凭残疾左臂，单手操作飞人机，两天两夜没合眼，赶在腊月初把衣服送去枣园。毛泽东接过衣服，笑说：“看着挺结实，不怕我写材料蹭坏？”随行工作人员记下此事，却未登记裁缝姓名。
棉衣穿了几年，袖口的线一处处断。主席从不轻易换新，只让卫士找来旧布块自己缝补。照片里那些深浅不一的补丁，正是后期加上去的。也正因此，几十年后当党史研究者拿着照片去求证，葛接调只说“不能确定”。在他眼里，衣服经人之手多次修补，早已不是当初那件，过度认领就是抢功。
沈阳军区党史办人员再次登门，希望他写个证明。对方开玩笑：“葛老，如今一句话就能写进史册，多好。”他一愣，放下茶杯，声音低沉：“历史要对得住事实，不对得住谁的面子。”一句话把气氛降到冰点，老同志也不好再劝。
有意思的是，葛接调对自己的革命履历从不吝啬。说起长征，他能娓娓道来：怎样用马尾扎针引线，如何把单军装拆开反面再翻新；可一提起“毛主席的棉衣”，他就沉默。熟悉内情者分析，这大概与他青年时母亲教的家训有关——“衣乃身外物，做得好是本分，莫要邀功。”
1985年，中央军委颁发首次红军老战士纪念章。授章仪式上，时任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握着他的手，半开玩笑半认真：“老葛，当年那台飞人机，中央可得给你记上一笔。”葛接调憨憨一笑：“机器是公家财产，我不过是个看管的。”在场的人被逗得直乐。
1990年冬，他因病住进解放军总医院。儿子葛江洋陪护时提起那张照片，劝父亲留下口述。老人仍旧摆手：“照片是死的，人是活的，往事就让它过去。”这时，一位白发的老研究员推门而入，正是当年向他求证的那位。两位老人四目相对，默默点头，谁都没再提那件棉衣。
1993年春，葛接调离世，遗物里只有一本发黄的“被服登记册”，第一页写着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做衣亦须认真。字迹已然模糊，可那股较真劲儿跃然纸上。今日再翻史料，人们仍在探究：照片里的补丁是谁缝的？或许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枪林弹雨、物资匮乏的年月里，有人把一针一线视作战斗本身，用沉默守住了对职业、对历史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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