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腊月二十九的傍晚，紫禁城角楼上映出霞光，临近中南海的长街却听不到一声爆竹。新中国初立，中央机关早就下了通知，核心区域禁止燃放鞭炮，以防火患。也正因为这条纪律，后来的人们很少想到，十几年后，一位熟悉这里角角落落的老人会在病榻上突然提出“放炮”这样近乎任性的要求。
把时间拨回到1929年春节。红四军刚离开井冈山，毛主席和朱德率部在赣南北陲的大柏地暂歇。部队断炊已两天，身旁只有枯草和冻土。尽管如此，毛主席还是叮嘱军需处先向群众打欠条，凑几头猪、几坛米酒，让战士们“吃口热的”。“饱餐一顿再打刘士毅！”一句话点燃了士气，当天夜里伏击成功，两团赣敌溃散，战场上缴到的粮弹让队伍又坚持了下来。过年、吃饭、打仗，在毛主席那里常常连成一件事，吃饱就是为了再出发。
十多年后，1941年正月，延安的窑洞里飘出秦腔。中央机关和八路军排练的《三打祝家庄》刚开场，只见乡亲们缩在后排，不敢往前坐。毛主席笑着招呼机关干部退后，“让父老们靠前看戏”，说罢自己挪到最后一排。那天夜里，很多延安娃睡在窑洞炕上，还在学着舞台上念白。礼让的一个小动作，换来的是军民的默契与信赖，这也是陕甘宁根据地最硬的一道防线。
时间来到1957年的大年初一。颐年堂里挤进了四十多位民主人士，墙边多放一把椅子都嫌窄。毛主席招呼大家端碗吃肉末挂面，“先垫垫肚子，再谈事情”。没有山珍海味，没有礼节寒暄，热气腾腾的面条反倒让会场变得轻松。会上讨论的是知识分子如何参与国家建设，可人们回忆最深的却是“这碗面”。细节之处见人心，过年时刻的简朴正是“跟群众在一起”的另一种注脚。
1973年腊月，毛岸青、李敏、邵华几人被父亲叫到游泳池边的小客厅。老人家衣襟扣得很严，一见面却开起玩笑：“毛家往上数十代，活过八十的不多，我算是长寿的了。”孩子们连忙说“您能九十、还能一百”。毛主席摆手，语气淡淡：“身体自己最清楚，好些话得趁现在说。”短短几句话，如寒风中的烛火，亮，却让人心酸。那一年春节团聚后，李敏走出西门时回头望了几次，没想到竟成了与父亲共度的倒数第二个年。
1975年初春，毛主席南下长沙休养。湖南方面原打算把老人家留到正月十五，地方同志连鞭炮都备好了。计划却赶不上变化，毛主席突然决定返京，专列启动时，随行的吴连登把没用上的烟花炮竹塞进行李箱，随手标了“易燃”字样。谁也没有料到，这几包鞭炮后来会派上大用场。
1976年1月30日，农历除夕，北京的夜空阴沉。此时的毛主席已无法长时间坐立，吃饭、翻身都需要人搀扶。当晚年夜饭，工作人员把武昌鱼剁成细丁，一勺勺喂入口中，才勉强吞下几口。临近子时，外头偶有远处的爆竹声飘进窗缝。毛主席缓缓抬眼，对身旁的周福明说：“今天晚上，也放点鞭炮吧，我们一起过年。”声音低，却异常清楚。
“主席要放炮？”周福明愣住了。中南海二十多年未开过一声爆竹，警卫条例写得清清楚楚——严禁烟火。可老人家开口，谁忍心拒绝。几分钟后，他突然想起吴连登说过“供应处还锁着湖南带来的炮”。事情有了转机，马上派车取回。凌晨零点，游泳池外铺了一条细细的红纸线。吴连登点燃导火索，“噼里啪啦”炸响划破冷寂，火星映在玻璃上，室内的毛主席微微探身，目光追着火光，嘴角浮现笑意。周福明回忆：“那是他老人家最后一次露出那么轻松的表情。”
短短几分钟的声响，却像给值守人员打了强心针。没有家人陪伴，这支看似突兀的礼花，是领袖对身边人最朴素的感谢，也是他同整个民族共同迎新的一种方式。爆竹声落，夜色归于寂静，老人家合眼休息。八个月后，1976年9月9日凌晨，他在同一处院落安然长逝，享年八十三岁。
鞭炮纸屑清理了很久，地面却一直有淡淡硝烟味。周福明偶尔经过游泳池，总会想到那道火光。“主席那晚很高兴”，这句话他提起了无数次。对于几十年枕戈待旦的人来说，能在除夕夜听一阵没有杀伤力的“炮声”，大概是最温柔又最响亮的祝福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