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14日深夜，长沙南门外灯火通明。十几辆卡车的车灯汇成白练，押解着一名灰衣高个犯人驶向湖南省人民法院的公判会场。围观群众早已里三层外三层，谁也不肯错过这场“翻旧账”的时刻。那名犯人就是龚澍，十年前在韶山主持掘墓恶行的主谋。就在宣判枪决的木槌落下的一瞬间，他喃喃低语：“报应来了。”无人回应，他话音被人海的怒吼吞没。
龚澍的名字，在湖南乃至全国许多人心里都带着阴影。1932年夏，他接受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的授意，领着一个连的宪兵潜入韶山虎歇坪，掘开了毛氏祖茔，并把残骨装瓶带回长沙邀功。何键信“斩龙脉”可以断红军气数，龚澍则图谋赏银，这桩荒唐买卖便草草成行。可在当地百姓眼里，这群人是在戕害祖辈、亵渎生者，因而激起了不计其数的暗恨。
抗战与解放战争期间，龚澍换过姓名躲过追捕。他曾用“龙寸”“龚某”数个假身份周旋于长沙的大街小巷，甚至在小卖摊子当伙计，一度令人难以辨认。真正让他露出马脚，不过是一次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查户口”。湖南省公安厅重案组组长李树贵接手此案时，卷宗里只有一句零星线索——“塌鼻子，讲长沙土话”。几个月的地毯式排查后，办案人员仍是两手空空。
转机来自一位在橡胶厂干活的老工人。他向公安机关反映，城南豆豉巷常有个“塌鼻子龚师傅”夜半翻墙出入。对上专案组手中的描述，李树贵当晚便潜赴豆豉巷。在满是青苔的院墙上，湿漉漉的泥脚印似乎刚刚留下。夜色掩护下，十一名荷枪实弹的战士严阵以待，终于把那名蹑手蹑脚翻墙的瘦削男人摁倒在瓦片上。手电一照，塌陷的鼻梁嵌在惨白的脸上，正是潜伏多年的龚澍。面对逮捕证，他再也无处可逃，只剩一句极低的哀叹：“天不容我。”
龚澍被捕后，审讯持续了整整三昼夜。他供述的不仅有掘坟细节，还交代了1929年参与暗杀工人运动领袖郭亮等多起血案。卷宗厚到能垫高一把太师椅。省人民法院依据人民政府颁布的《镇压反革命条例》，对其处以极刑。判决书送达中央后，很快获得批复。自此，这段惨绝人寰的往事才算翻篇。
时针拨到1959年6月2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刚刚闭幕，毛主席一行人自武昌乘火车南下。离开韶山已有三十二年，他的日常话题里极少提及家乡。可这一次，主席却主动提出：“回趟老家，看看祖坟。”陪同人员只有罗瑞卿、周小舟、李强等数人，并未大张旗鼓。傍晚列车停在韶山站，细雨初歇，山岚缭绕，车窗上映出主席日渐苍老的面庞。
第二天拂晓，众人沿着刚修好的石阶，踏着露水上虎歇坪。毛主席把背心里的汗巾抽出，小心擦去父母合葬墓碑上的灰尘。随后，他用路边新折的松枝和山菊扎了一个简单花环，双手抬起，再三躬下。周围鸦雀无声，只闻林间蝉鸣。
气氛凝重到极点时，湖南省公安厅长李强轻声禀告：“主席，掘坟主犯龚澍已于1950年四月依法处决。”话音刚落，毛主席微微抬头，目光在墓碑与远山间来回移动。片刻，他缓声说了句：“这是失民心。”语气平淡，却像山谷回声，久久不散。
那一句评语，折射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选择。对国民党来说，企图以封建迷信动摇人心，不过是黔驴技穷的象征；对共产党而言，靠的是群众的支持、是土地改革中的分田、是抗美援朝里的牺牲。韶山乡亲后来忆起当年，常说掘坟并没阻断“龙脉”，却让国民党声名尽失。这正与主席所言“失民心”相互映照。
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的韶山已被列为革命纪念地。进山的公路由工程兵提前拓宽，原先泥泞的羊肠道变成了碎石路。沿途牌坊上贴着“欢迎毛主席回家”的红纸，字却并不工整——都是当地中学学生临时书写。村口老槐树下，五十多岁的刘大妈捧着自家制的米酒，双手递给主席。老人家颤声说：“您回来了，闺女们天天盼。”短短一句，淳朴而沉重。
毛主席接过酒碗，却没喝，只轻轻放在坟旁，说要替先人洒三杯。每一杯倒下，泥土都带着酒香。“山下的稻子今年长得怎样？”他回过头问。县委书记忙答：“插秧早，长势好，争取秋收过万斤。”主席点点头，没有多言。
一些细节，一直在当地流传。那天离墓地返回前，毛主席对随行医生说了句：“山路好走了，乡亲们上下方便，可别再让车马吵到先人安宁。”警卫张耀祠后来回忆，这句话让大家感到意外：似乎在那一瞬，领袖与普通游子一般，对家乡的一花一木都格外珍惜。
当外界得知毛主席并未对龚澍的结局发表更多评论，有人不解。可熟知这段历史的干部明白，主席要强调的不是个人冤仇，而是政党与人民的血脉关系。早在1949年杭州前线电令部队“保护蒋介石故居”时，他也曾说过：“历史自有公论，不必多做无益之事。”对比之下，一个挖坟图吉的政权，怎能与一个着力为民众修桥铺路的政权相抗衡？
回头再看龚澍的覆灭，新政权的侦查体系也在此役中初露锋芒。那年湖南公安厅刚刚成立，老红军、工农干部和留用警员共同组队，三个月内破获三百余起特务案，龚澍只是冰山一角。偏偏这桩案子不仅关乎个人，也关乎舆论。老百姓都在问：“毛主席的祖坟被谁挖的？”若迟迟拿不出结果，难免影响政府信誉。李树贵顶着压力，一条塌鼻子的模糊描述，却能抽丝剥茧，足见当时基层公安的执行力。
再往前追溯，更能看出韶山冲百姓与毛家的深情。1930年代，乡亲们冒死“伪装荒地”保护坟茔，乃至趁夜搬走墓碑，正说明了革命根据地群众的血肉纽带。有学者统计，仅1930至1934年，湘潭、醴陵一带被国民党称为“逆产”的民房、墓园被毁近三万处，毛氏祖坟只是其中之一。然而唯有这一处，到了新中国成立后还能原址修复，原因就在当地老百姓“宁拆自家屋，也要保下坟”的集体意志。
有人好奇，毛主席为何迟到1959年才重返韶山？一方面，建国初期国事繁忙；另一方面，他担心家乡因他的出现而负担过重。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在即，国内形势相对稳定，才有了这一趟简朴的探亲之行。返回北京途中，他只留下八个字给湖南省委：“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从祖坟被毁到国家待兴，他始终将老百姓的冷暖排在个人恩怨之前。
文章写到这里，曾在湘赣边区战斗过的老兵也许会想起一段流传已久的顺口溜：“国民党挖坟烧庙，红军开仓济民。”短短几字，映出两种道路、两种命运。毛主席在虎歇坪前的那声“失民心”，不是一句愤恨，而是一种历史断言——谁逆民心，谁就会被历史抛下；谁顺大势，谁就能走到最后。
龚澍的枪声早已散去，可从韶山延伸的那条“龙脉”并没有中断。十年后，毛主席再次执笔，写下“为人民服务”，挂在韶山学校门口。村里老木匠赞叹：“祖宗的福气，不在风水，在后人行得正。”这是另一重意义上的风水，也是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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