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早春，北京城的寒意尚未褪去，中央军委机要处接到一封加急电报：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卫生部缺少经费，器材采买寸步难行。电报的落款，赫然是“李治”。这个名字在指挥部并不陌生，很多人却只知道他医术精湛，却不了解他与毛泽东的数次深度交集。于是，一段看似“伸手要钱”的插曲，再次把这位少将军医推到聚光灯下。
顺着时间倒回二十年前，1930年秋，江西永新县的青年军医李治被国民党部队编入行伍。刚踏进军营，他就看到了战壕里躺着的伤兵——泥浆、血水、呜咽声，此情此景让他下定决心无论身份如何，都要守着“救人”二字。可惜，第一次反“围剿”中那支部队全线败北，李治跟着战俘队伍跌跌撞撞走进了红军临时卫生所。那一晚，他看到全副武装的红军把缴来的药品分给自己的士兵，又给重伤的国军俘虏包扎，甚至给几名要求回乡的俘虏送路费。李治眼睛一亮，那一刻他决定留下。两个月后，他成为红军战士，再过半年，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35年长征至云南途中，周恩来连续高烧，已近昏迷。前线药品匮乏，卫生部却必须给出方案。李治检查后认定是阿米巴肝脓疡，需要立即穿刺引流。周恩来点头：“行，就按你说的办。”冰块、银针、搪瓷脸盆，这些临时拼凑的工具撑起了“手术室”。穿刺那刻，周恩来皱紧眉头，但一句话也没叫苦，身旁战士们攥得指节发白。“副主席，忍一下！”李治手心汗湿，却稳稳扎针。盆里涌出的脓液带着刺鼻臭味，众人反而松了口气。三天后，周恩来体温退到三十七度，队伍得以继续北上。事后邓颖超私下感叹：“要不是李大夫，后果真难说。”
再往前翻，贵州五里排那次空袭也值得一提。敌机突袭，炸弹在低空拖着尖啸坠下。护休养连来不及散开，贺子珍扑向担架上的钟赤兵，硬生生挡住爆炸碎片。血花四溅，她当场昏迷。李治赶到时，弹片已嵌进胸腹十余处，他当即剪开衣物，先以探针摸准弹片，再用酒精消毒镊子取出。一连三个小时，他低头细致缝合。毛泽东得到消息，当夜从前沿赶来。见妻子仍有呼吸，他握住李治的手，低声却斩钉截铁：“这条命，拜托了。”李治点头，只说了句：“能救。”事毕，毛泽东在营帐外来回踱步，烟头一闪一闪，直到确诊无生命危险才离开。
1949年夏，北平已改名北京，国号还差一次庄严宣布。此时的李治，临床经验与日俱增。刘伯承受命筹建军事学院，请他统管卫生部。可学院新建，房舍紧俏、器械短缺、预算更是见底。李治的第一反应不是等待批文，而是直接北上。他随身带着惯用手枪，抵达中南海西门。警卫欲按例寄存枪械，他执拗地不肯，正争执间，毛泽东从院内快步迎出：“带把刀都不要紧，让他进。”一句话化解尴尬，李治也就揣着手枪走进书房。
灯光下，李治摊开预算单，只说：“主席，缺口三千万。”当时一块钱能买十斤小米，这笔钱折算到今天也不过几千元，可对财政紧张的新政权而言仍算大数。毛泽东看完预算，放下纸笔：“我给你加个零，三亿，拿去办事。”短短一句，奠定了军事学院卫生体系的雏形。后来院里回忆，第一批麻醉机、显微镜、X光机，都是用这笔款项在天津海关领取报关单后连夜运到校区的。
值得一提的是，李治的军衔问题也颇具传奇。1955年授衔前夕，军衔评定年龄门槛是“未满五十六周岁”。彼时李治五十七。按规定，他无缘列队。卫生部几位干部写了份情况说明递上去：“长征医护仅余四大金刚，李治在列。”中央军委最终破格授予少将。仪式上，他一身笔挺军装，却悄悄把胸前奖章往里掖了掖。有人打趣：“李大夫怕闪眼？”他摇头：“医生的本事不靠这玩意儿。”
十余年后特殊岁月来临，李治被人指控“隐藏双重身份”。抄家队翻箱倒柜搜出一页被汗渍浸黄的纸条，上面八个字：李治不能死——毛泽东。那一瞬间，清查组面面相觑，气氛凝滞。有人追问：“这字条哪来？”李治淡然：“主席探病时写的，真假各位可自行核实。”纸条像一把无形钥匙，让风波无疾而终。
1978年起，军队医疗体系重整，行业内部常拿李治早年的“土法穿刺”当教学案例，强调在极端条件下如何确保救治成功率。年轻军医听完，总要嘀咕一句：“那才叫手上有活儿。”1988年，他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据说颁奖典礼后，他仍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医生长袍，回到病房查房。
翌年冬，他在北京离世，享年八十一岁。病历上写着“呼吸衰竭”，同事却更愿意说：“心脏很强，可他把所有体力都耗在病人身上。”军事科学院老楼中，依旧陈列着他当年申请的那台X光机，机器侧面刻着出厂批号“1952-03-001”。时间的刻度或许会淡去鲜活的细节，但文件袋里那张批示仍在，黑色墨迹清晰——“给李治加个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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