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王叔，怎么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像是贴着话筒，
又急又轻。
“建军！出大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你那个堂弟建民，简直是疯了！”
“他……他把他家的地包出去了，卷了铺盖，”
“刚刚坐上了去你那儿的长途大巴！”
“他说要去投奔你，”
“跟你一起摆摊卖烤串，赚大钱！”
“全村都夸他有情有义！”
“建军啊，你回城里千万别开门！”
“千万别让他们找着你啊！”
二零零一年国庆，我开着那辆黑色的桑塔纳2000回村。
车轮碾过最后一段颠簸的水泥路，扬起的黄土像是村庄对我这个远归者迟来的，也是必然的洗礼，带着一种熟悉又陌生的土腥味。
父亲七十大寿，这个坎，是必须回来过的，也是我必须回来炫耀的一个坎。
车是新的，在车水马龙的南方城市里，它顶多算个代步工具，平平无奇。可一旦驶入这片贫瘠又熟悉的土地，它就立刻长出了另外一副面孔，一副写满疏离与炫耀的面孔，沉默地宣告着它的主人已经和这里的人不一样了。
车窗外，是那些熟悉的院墙，土坯的，砖砌的，新旧交杂，在午后的阳光下像一排排岁月斑驳的牙齿。
记忆里村口那条小河，好像又浅了，河床裸露出大片干涸的卵石，只有几棵老柳树依旧那么垂着，无精打采，如同村里人看我的眼神，混杂着好奇，探究，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因距离而产生的疏远。
村里人早就知道了，老陈家的建军在外面发了大财。
这辆油光锃亮的桑塔纳，就是最雄辩的证明。
它是一个符号，一个能让我在这个我出生的地方，昂首挺胸的符号。
我不再是那个十五六岁，兜里揣着两个冰冷的杂粮馒头，扒上南下绿皮火车的穷小子陈建军了。
那个年代，饥饿和前途未卜的恐惧是我唯一的行李。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个穷小子的魂儿，其实一直没走远，他就缩在桑塔纳柔软的座椅里，透过我的眼睛，胆怯又贪婪地打量着这个既是故乡又是异乡的地方。
他提醒我，这车，这身衣服，都是借来的，随时可能被收走。
父亲的院子里早就挤满了人，那一张张在记忆里清晰、在现实中却又模糊的脸，都朝着车门的方向。
当我打开车门，那种混合着惊叹和议论的声浪扑面而来。
他们围着车，手不敢轻易去碰，只是用目光一遍遍地抚摸着那锃亮的黑色烤漆，像是抚摸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我听到有人在后面小声议论，“这车得十几万吧？”“听说他在南方开了个大厂，一年挣的钱咱们一辈子都挣不到。”
这些话，像羽毛一样，轻轻搔动着我的虚荣心。
父亲拄着他那根磨得光滑的旧拐杖，站在大门口，脸上的皱纹笑成了一朵干枯的菊花，那是一种纯粹的，不掺杂任何利益算计的骄傲。
他走上前，没有看我，而是伸出布满老茧的手，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摸了一下车头盖。
那动作，不像是在摸一辆车，像是在确认一个奇迹。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他喃喃地说。
这份骄傲，这份确认，是我这些年在外面，在无数个不眠的夜里，在一次次被客户刁难、被同行挤兑的绝望中，唯一支撑我没有倒下的东西。
如今，我把它带回来了，完完整整地，开进了这个生我养我的院子。
我从后备箱里拎出大包小包的补品和烟酒，那是早就准备好的道具，用来装点我的成功，也用来堵住某些人的嘴。
寿宴就摆在院子里，露天的流水席，这是村里最隆重的待客方式。
空气里弥漫着柴火燎过的烟味，大锅炒菜的香味，还有人与人之间那种滚烫的，被酒精催化后带着露骨企图的热气。
我被安排在正中间的主桌，紧挨着父亲和村长老王。
我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心，一个被无数根看不见的线牵引着的木偶，需要对每一个方向都报以微笑。
那些叔伯兄弟，婶子大娘，轮番上来敬酒，说的话大同小异，无非是“建军有出息了”，“给老陈家争光了”。
我一杯杯地喝，脸上堆着恰到好处的笑，既不显得疏远，也不过分亲近。
我深知，每一杯酒里，都可能溶解着一个请求，一个麻烦。
二叔端着酒杯过来，他是我父亲的亲弟弟，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他家小子在镇上中学毕业了，不想种地，问我厂里缺不缺管仓库的，那孩子老实。
我笑着说：“二叔，这事儿我记下了，回头我问问厂里人事。”
三婶也凑过来，说她闺女的对象在城里跑运输，问我厂里有没有什么货运的活儿能照顾一下。
我同样笑着应承：“三婶，等有货要发，我让他过来试试。”
我知道这些应承大多是空头支票，但此刻，我必须给。
这笑是一道屏障，隔开了他们那些过于热切的眼神背后，可能隐藏着的各种诉求。
而堂弟陈建民，是其中最显眼的一个。
他比我小三岁，人长得不赖，就是眼神里总透着一股不着地的飘忽，从小就不是个安分的人。
他端着酒杯，像个贴身侍卫一样紧挨着我坐下，一口一个“哥”，叫得比谁都亲。
酒给我满上，菜给我夹到碗里，那只油腻的手几乎要伸进我的碗里。
他大声地对同桌的人说：“我早就知道我哥不是一般人！咱们陈家，就出了这么一条龙！”
他说我是他们这些还在泥里刨食的人的“指望”。
我听着，嘴上说着“哪里哪里，都是运气”，心里却像落了一层厚厚的灰。
我太清楚他了，从小就是这样，嘴上抹了蜜，心里却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
让他下地干活，他说自己腰不好；让他学个手艺，他说自己不是那块料；让他做点小生意，做一样赔一样，然后总把原因归结为时运不济，缺一个“机会”。
现在，我这辆桑塔纳，恐怕就成了他眼里那个能让他一步登天的，最大的“机会”。
酒喝到一半，他把我拉到院子角落那棵掉光了叶子的石榴树下。
夜风吹过，带来一丝凉意，也吹散了些许酒气。
他熟练地给我点了支烟，自己也叼上一根，深深地吸了一口，开始诉苦。
“哥，你是不知道，我在家有多憋屈。”
他把烟头在地上狠狠地碾了一下，仿佛碾死的是他的不如意。
“一身的本事没处使，看着你这么风光，我打心眼里高兴，真的。就是……就是不知道，哥你那儿，能不能给兄弟安排个位置？”
他没说去当工人，用词很讲究，是“学点管理经验”，或者“跑跑业务”。
他强调说：“我不怕吃苦，哥，只要能跟在你身边学东西就行。”
我看着他，烟头的火光在他脸上忽明忽暗，那张因为酒精和渴望而涨红的脸，在夜色里显得有些变形。
我没说话，只是沉默地弹了弹烟灰，心里跟明镜似的，他要的不是帮忙，是要我直接把一块肥肉送到他嘴边。
这块肉，给了，就会被他连骨头带筋吞下去，还会嫌不够。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被院子里刻意压低的说话声吵醒。
推开吱呀作响的房门一看，是陈建民，还带着他媳妇秀莲。
秀莲手里挎着个竹篮子，里面是几棵刚从地里拔出来的青菜，上面还带着晶莹的露水，显得格外有诚意。
她一见我，就满脸堆笑地迎上来，把篮子往我母亲手里一塞，嘴里说着：“婶儿，自家种的，不值钱，你尝个鲜。”然后就势把我拉到屋里。
陈建民跟在后面，很自然地把门给带上了。
这架势，是准备关起门来“谈正事”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秀莲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会说话，也爱慕虚荣，心思比建民要活络得多。
她一坐到炕沿上，眼圈就红了，也不说话，先是低头用袖子抹了抹并不存在的眼泪，酝酿了半天情绪。
“建军哥，你可得帮帮我们家建民啊。”
然后才开始诉说，说孩子马上要上初中了，县里的学校样样都要钱，光学费就一大笔，家里开销大；又说建民在家里怎么怎么不顺心，不是他不努力，是这小地方没他施展的舞台，没遇上个像我这样的贵人。
“他天天在家里唉声叹气的，说自己没本事，对不起我和孩子。我看着都心疼。”
她一边说，一边拿眼睛偷偷瞟我，那眼神里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我，陈建军，就是他们家命中注定的那个“贵人”。
陈建民则在一旁唉声叹气，佝偻着背，像一棵被霜打蔫了的茄子，时不时地插一句“都怪我没本事”，夫妻俩一唱一和，配合得天衣无缝，仿佛演练了千百遍。
我坐在炕的另一头，默默地听着，看着他们。
阳光从老旧的窗棂里斜斜地照进来，在空气中切出几道明亮的光柱，无数细小的尘埃在光柱里漫无目的地翻飞、飘舞，就像我此刻的心情，乱糟糟的，找不到一个落点。
直接拒绝吗？
太伤情面了，会立刻撕破脸，会让我在村里落个“为富不仁，六亲不认”的骂名，更会让年迈的父亲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
在农村，名声比钱有时候更重要。
可要是答应呢？
我太了解建民了，他眼高手低，好高骛远，把他弄到厂里，不出一个月，他就会嫌弃职位低，工资少，然后开始煽动其他工人，或者打着我的旗号在外面招摇撞骗。
请神容易送神难，最后只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说不定连我辛苦打拼下来的这点家业都得搭进去。
我脑子里飞快地转着，想着万全的应对之策。
看着秀莲那张戚戚然的脸，看着建民那双充满期盼的眼睛，我忽然觉得一阵无法言说的疲惫，一种深深的，源自血脉却又无法摆脱的疲惫。
我想到我刚到南方时，睡在桥洞下，被蚊子咬得满身是包，也曾幻想过有哪个亲戚能拉我一把。
可现在，我成了那个“亲戚”，却只想逃离。
那一刻，我决定了，不跟他们玩硬的，得来点软的，来点让他们自己打退堂鼓的。
我从炕沿上站起来，走到桌边，摸出一包“红塔山”，抽出一根递给陈建民，自己也点上一根。
我没有急着说话，先是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把辛辣的烟雾吸进肺里，再缓缓地，长长地吐出来，同时配合着吐出一声巨大的，充满了忧愁的叹息。
我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眉头紧锁，眼神也变得黯淡无光，仿佛一夜之间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
我用手揉了揉太阳穴，做出不堪重负的样子。
建民和秀莲看我这副模样，脸上的表情也跟着紧张起来，准备好的说辞都卡在了喉咙里。
“建民啊，秀莲啊，”
我开口了，声音故意弄得沙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你们以为哥在外面过得很风光吗？”
我摇了摇头，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苦笑。
“唉，这年头，生意难做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开始编故事，一个精心设计过的，半真半假的故事。
我说，我那个服装厂，主要是给国外做代工的，前阵子接了个东南亚的大单子，全厂上下几百号人忙活了足足两个月，货是准时发出去了，结果对方那家公司却突然宣布破产了，几十万的美金货款，一夜之间全打了水漂，连个响儿都没听见。
“几十万美金啊，那可是几百万的人民币！我几年的心血，全完了！”
我又说，现在布料价格一天一个价，跟坐了火箭一样往上窜；工人的工资也得跟着涨，不然人心不稳，熟练工都得跑到别的厂去；最要命的是，当初为了扩大生产，在银行那边还有一大笔贷款马上就要到期了，银行天天打电话催，再还不上，就要走法律程序了。
我把一个生意人可能遇到的所有倒霉事，添油加醋地都安在了自己身上。
“我这个厂子，现在就是个空壳子，你们别看我车开得好，那都是贷款买来撑门面的，为了在外面谈生意不被人看扁。实际上，厂子表面上看着还行，其实里面早就被掏空了。说不定哪天，银行的人就过来贴封条了。”
说到动情处，我甚至抬手捶了捶自己的胸口，一脸的痛心疾首。
“不瞒你们说，我这次回来，一是给咱爸过寿，二也是回来探探路，看看要是厂子真干不下去了，回老家这边有没有什么小本生意能做。实在不行，”
我把目光转向建民，一字一顿地说得特别清晰。
“我就去城里的夜市盘个摊位，卖烤串，先想办法把银行的债还上再说！好歹是个手艺，饿不死人。”
我说完，整个屋子都静得可怕，连窗外麻雀的叫声都听得一清二楚。
陈建民和秀莲脸上的笑容，早就凝固了，像是冬天窗户上结的冰花，脆弱又僵硬。
他们俩对视了一眼，眼神里的炙热迅速冷却，变成了纯粹的惊愕和难以置信。
过了好一会儿，建民才尴尬地干笑了两声：“哥，没……没想到你……你这么难。”
秀莲也结结巴巴地说：“是啊，建军哥，我们还以为你……唉，这可咋办。”
他又坐立不安地待了一会儿，魂不守舍的，最后找了个“家里猪圈还没收拾”的蹩脚借口，拉着同样失魂落魄的秀莲，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看着他们几乎是落荒而逃的背影，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片刻的轻松，也有一丝挥之不去的，对人性的悲凉。
接下来的几天，世界果然清静了。
陈建民再也没有出现在我家门口，甚至在村里的路上远远看见我，都会像见了债主一样，提前绕开走。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彻底变了，从前的羡慕和敬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着同情和惋惜的目光。
我成了他们饭后闲聊时那个“看着风光，其实差点破产”的可怜人，成了教育孩子们“外面不好混”的活教材。
“你看老陈家那小子，车开得那么好，还不是说倒就倒。”
我不在乎这些，比起被无休止地纠缠，我宁愿要这份带着误解的清静。
我安安心心地陪着父母，给他们讲些外面城市里的有趣见闻，当然，闭口不提生意上的任何烦恼。
有一天，父亲在饭桌上，小心翼翼地问我：“建军，他们说的，是真的吗？生意……真的那么难？”
我看着父亲担忧的眼神，心里一酸，却还是得硬着头皮演下去。
“爸，没事，一点小挫折，我能应付。您别听他们瞎传。”
我给父亲的烟换成了好一点的“中华”，给母亲买了她念叨了很久却舍不得买的羊毛衫。
看着他们脸上那满足又心疼的笑容，我觉得自己演的那场戏，再逼真一点也值了。
父亲的七十大寿，总算是在一种相对平和的气氛里过完了，没有再出什么幺蛾子。
寿宴之后，我准备动身返回南方。
临走前，我把一沓厚厚的现金塞到父亲的枕头底下，告诉他这是我手头上最后一点积蓄了，让他们省着点花，等我那边缓过来再给他们寄。
父亲浑浊的眼睛里闪着泪光，布满老茧的手紧紧攥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嘱咐我，在外面别太拼了，钱是挣不完的，身体要紧，实在不行就回来，家里有地，饿不死人。
我用力点点头，心里酸酸的，不敢再多说一句话。
我坐在桑塔纳的驾驶座上，摇下车窗，看着父母并肩站在院门口，身形在午后的阳光里被拉得又瘦又长。
他们用力地挥着手，像是要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完。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打了败仗的逃兵，用一个精心编织的谎言，仓皇地逃离了这片让我眷恋又让我窒息的土地。
我以为，这场关于亲情的闹剧，到此就该画上一个句号了。
我甚至在心里盘算着，等过年回来，就告诉他们，我的生意又缓过来了，一切都好了，让他们别再担心。
我发动了车子，桑塔纳平稳地驶出村口。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那个生我养我的村庄在视野里越来越小，最终变成地平线上的一个模糊的墨点，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如释重负的感觉。
就在这时，我揣在中山装内兜里那只诺基亚手机，突然响起了急促的，像是在催命一样的铃声。
在这个年代，手机铃声在乡间小路上响起，总显得有些突兀。
我掏出来一看，屏幕上显示着“王支书”三个字，是村长老王。
我心里没多想，以为他就是打个电话跟我客气客气，道个别，于是便接了起来，笑着说：“王叔，我这刚出村，正要走了，您还有什么事？”
电话那头，却没有传来老王往常那爽朗的笑声。
他的声音异常焦急，而且压得极低，像是怕被旁边的人听见，气喘吁吁的。
“建军！你先别走！听我说，出大事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下意识地踩了一脚刹车，车子在空无一人的土路上发出一声刺耳的摩擦声。
我赶紧把车停在路边，手心已经开始冒汗，急切地问：“王叔，怎么了？您慢慢说！是不是我爸妈他们……”
“不是你爸妈！”
老王的声音喘着粗气，几乎是在用耳语飞快地说着，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小石子，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砸得我发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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