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23日的北京刚入深秋，午后的阳光穿过西山薄雾，洒在中南海勤政殿前的石阶上。久未露面的彭德怀大步走进会客室，军帽下的白发在灯下清晰可见。这一年，他已经六十七岁。等候多时的毛泽东站起身，伸手相迎，语气平实却带着熟悉的关切：“老彭，出来走走，对身体有好处。”一句简短的招呼，瞬间扫去六年尴尬的阴影，也为即将到来的谈话定下了基调。
彭德怀的迟疑并非没人理解。自庐山会议后，他被“暂时靠边”，在京郊吴家花园过着半隐退生活。吃穿不愁，却远离指挥所熟悉的炮火声，他常自嘲“老马卸鞍”，心里却总想着国家。三线建设启动，需要一位能统兵、又敢啃硬骨头的领军人。组织层层推敲，依旧想到他。可彭德怀心里犯嘀咕：自己出身行伍，对工业门道不精；再加“有争议”的身份，指不定有人不服。
毛泽东听完这些顾虑，俯身把茶杯重重放下，声音压得很低，却掷地有声：“彭德怀去西南，这是中央决议。谁不同意，让他来找我谈。”会客室内顿时静得能听见茶叶下沉的细响。久经沙场的老总默默点头，眼神从犹豫转向坚定。
夜深人静，彭德怀返回吴家花园。灯泡昏黄，他把随行人员召到小客厅，一边剥着花生，一边谈起白天的见面：“主席拍了板，我就不再犹豫。去西南，咱们得多带书，好好补工业课。”几名老部下争着要随行，有人拍着胸脯说：“苦日子都挺过来了，还怕山高路远？”屋里笑声不多，却透着久违的热气。
信心来源并非空穴来风。三十七年前的1928年11月，宁冈茅坪。那时的彭德怀刚率红五军翻山越岭，与红四军会师。第一次握手，他问毛泽东：“山里打游击能成大事？”毛笑了：“农村包围城市，不走此路没活路。”短短交谈，让这位湘军旧将彻底转身。此后红军辗转千里，两人一主帅、一军长，配合得天衣无缝。
再往后，1933年湘江边，“张飞”自嘲文化浅薄，毛泽东挑出一本《共产党宣言》递过去，留下一行铅笔字：“此书常读，可少犯错。”彭德怀把书护在行军毯里，翻山涉水也不舍得丢。长征途中粮袋都扔了，唯独这本书一直贴身。可见二人感情，远非肩章能概括。
如果说书卷是润物无声的帮助，1947年陕北战事则是刀口对刀口的托付。那年春，西北战场兵力分散，番号虽多却各自为政。军委急需统帅，窑洞里的炭火烧得旺，毛泽东、周恩来对视一眼，几乎同时想到彭德怀。老总从前线风尘仆仆赶回，茶未凉便主动请战：“让我统一指挥，先打胡宗南一记闷棍再说。”命令当夜下达，彭德怀兼西北野战军司令。三月中旬，他又挟疾风般催促延安撤离，几句“抬也要把主席抬走”，让毛泽东哭笑不得，却也保全党中央安全。
正因为这份“急难险重”就上的劲头，1965年三线建设才再次将目光落到他身上。四川、贵州、云南，崇山峻岭多，交通不便，成批工厂、科研院校、兵工线要在大山里拔地而起。建设方程式可不像排兵布阵，工程图纸、设备调度、技术骨干，一个环节落空就是天文数字的损失。彭德怀翻遍资料，请教专家，常常半夜还在灯下比画流水线。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经费分配极抠门，对食堂却格外大方。一次勘察回来，他拎着半袋土豆冲炊事班嚷：“伙食别省，工人爬山扎堡子，没油水哪受得了？”有人估算，仅他严控的物资平衡表，就为国家省下近两亿元。试想一下，以当年的物价，这是一笔怎样的巨款。
工作不是没有阻力。少数干部心里打鼓：“彭总懂经济吗？”会场上偶有暗流，他往往笑着说：“不懂可以学，关键是别怕干。”一句话，坐在后排的青年技术员都挺直了腰板。毛泽东那句“找我来谈”仿佛还在耳边回响，谁也不敢再质疑。
三线工程从1965年开局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先后建起数百个项目。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攀枝花钢铁基地、水口山铅锌矿，张张蓝图变成真实的厂房和矿井。彭德怀虽然几年后再度蒙冤，但西南崇山间留下的隧洞、厂房、民房，至今仍在使用。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物证。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六岁。从三线回来不到五年，他没能见证后来更多的机器轰鸣。但那封调令、那句“谁不同意找我来谈”，已将一个老兵与国家命运捆在一起。
许多年过去，走进西南那些当年悄悄建成的厂区，仍能听到老人提起彭老总的名字，声音里带着敬意。或许，这就是一位老战士最质朴的“政绩”：在最需要的地方，默默筑起一道又一道 Defense，留给后人一片可以继续建设的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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