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的一天清晨，江西景德镇细雨微寒。灯光还亮着，62岁的章文超正端坐画架前，描摹那张再熟悉不过的面庞。忽然，院外传来汽车刹车声，几声轻快的脚步由远及近。厂长推门探头：“老章，有位特殊客人想见你。”

客人不是别人，正是毛主席的儿媳邵华，身旁还站着个高个子青年——毛新宇。章文超怔住，手中描银线的红笔差点滑落。他快步迎上去，连声说道：“请坐请坐，外头冷。”邵华微笑着解释：“我们刚参观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陶瓷精品展’，听说展厅里那幅最大、最传神的瓷板肖像出自您手，特来致谢。”一句“致谢”，让这位半生与釉彩为伴的老人眼眶瞬间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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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寒暄后，章文超把客人领到工作间。房内瓷板靠墙而立，颜料盒散发出淡淡松烟味。一幅尚在晾干的毛主席像最惹眼：灰呢中山装，目光温和却坚定。邵华沉默良久，轻声道：“这神态，像极了。”毛新宇向前一步，深深鞠躬。这一幕，使在场工友不自觉放轻了呼吸。

画室短暂的安静，把人们的记忆又带回半个世纪前。1937年，6岁的章文超随外婆逃难到景德镇南门码头，寄居在以画瓷谋生的二叔章鉴家里。那年日本侵华，炮火遮天，童年的他常在窑火前打盹，耳边是釉浆沸腾声，也是警报声。为了糊口，他白天帮人挑柴，夜里跟着二叔练线描。山水、翎毛、人物，一点点磨出来。

1949年10月1日，中午的礼炮声经收音机传到景德镇小院。18岁的章文超抬头看见院墙上邻居贴的新报纸，天安门城楼正中悬挂的毛主席像格外醒目——那是周令钊的手笔。他愣愣站了很久，忽而对伙伴说：“将来我也要画出这样的像。”伙伴笑他痴，可他自己信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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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景德镇筹备国庆十周年灯会。研究所把绘制毛主席巨幅油画的任务交给他：高两米、宽一米四，期限三天。有人担心来不及，他却连夜支起铝梯，把毛主席的照片贴在墙角，一笔一笔放大。第三天拂晓，画像完工，灯架亮起，人群一片欢呼。从那刻起，章文超与领袖的面容牢牢绑在一起。

1968年，安源纪念馆决定制作一幅直径六米的“毛主席去安源”圆形瓷板头像。428块釉上彩瓷板，先编号，再平铺体育馆地面。章文超穿着厚袜，弯腰、起身、奔向看台，来回校正。他每天只睡不到三小时，五天后大功告成。原画作者刘春华专程赶来，站在看台上看了许久，只说一句：“不错，一点不走样。”

那一年，他学会在地上作画前鞠一个躬；他觉得，脚下不仅是瓷板，更是千百万老百姓的心意。画揭幕时，观众里一位老矿工把脸贴到瓷板上泣不成声：“真是毛主席！”那场景，章文超一直记得。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景德镇要举行追悼大会，仍是他执笔。铺好黑绸，他抬手却发现自己在抖。泪水浸湿了釉上色料，颜色被冲出细小纹路。整整一夜，他边画边拭泪，最后在黑边落款时，索性把笔掷到地上。那一刻，他意识到，今后再无机会亲眼见到画像主人的笑容。

时间回到邵华到访的当日。她请章文超将一幅四尺瓷板像赠予毛主席纪念堂。老人点头：“这是对我最大的肯定。”当天下午，工人们把瓷板小心木箱包装，落款写下“情系韶山”。临别时，邵华说：“您画的不是一张脸，是千家万户的怀念。”

章文超的名字也随作品飘到海外。1990年前后，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参观景德镇瓷博物馆，面对一尊釉下五彩的毛主席瓷胸像，他饶有兴趣地凑近端详，随后转身对陪同人员竖起大拇指，“Like Chairman himself.”翻译脱口而出：“像极了。”这句评语被当地报纸放在头版头条，第二天全城茶馆里都在议论。

外媒和收藏家频频递来邀请函，出高价请他出国授课。章文超想了想，婉拒。他告诉助手：“景德镇的土养了我，根不该挪。”有人觉得可惜，他摆摆手：“画毛主席，不为名利。”

年复一年，窑火仍在，画架依旧。章文超的两个儿子也接过画笔，但老人说得最多的还是那句话：“画肖像，先得心里有他。”现在再走进他的老屋，墙上挂的、柜里藏的，十有八九都是毛主席。瓷板、粉彩、碟面、花瓶，姿态各异，却都神采奕奕。访客常问：“画了那么多年，不累吗？”他笑着回答：“看见这张脸，就有劲。”

雨停了，屋外青石板泛着光。老人端起冷茶，远处窑炉的火焰映在他的眼里，亮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