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初夏，北京中南海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几位参加解放战争的老同志闲谈。有人忽然提起：“十年前那一夜，蒋委员长躺在延安的窑洞里，可真没睡着。”话音落下，屋内短暂沉默，往事被重新拉回众人眼前。
时间拨回1946年底。全面内战已不可逆转，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国防最高会议，制定“先陕北、后山东、再华中”的战略，企图通过陕北这一狭窄地带切断陕甘宁与华北、晋绥根据地的联系。对他而言，延安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一面旗号，只要把旗摘掉，舆论将迅速倒向国民政府。中统和军统几乎同时送来情报：蒋准备调集胡宗南、郭汝瑰、关麟征三路共计二十五万兵力，先扫清外围，再一鼓而下。
1月下旬，延安城外的枯草被寒风吹得贴在地上。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围坐油灯旁分析敌情。毛泽东提出“蘑菇战术”——打了就走、走了再打，先保人后保地，诱敌深入，争取主动。周恩来赞同，却还是担忧群众心理落差。几句轻声对话被后人偶然记下——周恩来说：“老区百姓会舍不得。”毛泽东答：“真心的民众，不会因为一座城的得失改变立场。”灯芯“嗤”地炸开一个小火花，这场决定延安命运的讨论就此定案。
3月18日夜，中央纵队按计划开始分批东移，所有机关文件装入木箱，连夜发往保安、靖边方向。窑洞门板被卸下清扫，炕面抹得平平整整，不留半张废纸。延河两岸火堆微弱，只有警卫连脚步声偶尔踏碎冻土。次日拂晓，毛泽东最后一次站在宝塔山下，看向东南方的关中平原，随后登车向北。
24日，胡宗南部进入城郊。他原以为要经历激战，却只碰到零星警戒火力。部队抬着成箱的照相设备，忙着给“胜利”留影。三天后，蒋介石从西安飞来检阅。宋美龄随行，飞机刚滑出跑道，旋翼掀起的黄土直扑舱门，两人连连咳嗽。登岸的蒋介石却红光满面，觉得“剿总计划开了好头”。
随后出现的景象却让他产生疑问。抗日军政大学院墙斑驳，课桌被反复刨平，木刺裸露。校场跑道是夯实黄土，标志线用石灰粉临时画成。讲堂黑板阴影里，几块土坯摆在角落代替粉笔。胡宗南小声解释：“共军物资一直紧缺。”蒋介石摇头，他难以接受对手在如此条件下培养出粟裕、李达那样的战术家。
当天傍晚，他按照胡宗南的安排，参观了毛泽东曾用的居所。窑洞口挂着一盏小马灯，里面除书桌外只有一张单人木板床，褥面用补丁拼成不规则的方格。蒋介石抬手摸了下床栏，木刺扎进虎口，他没出声，把木刺拔掉丢进火盆。跟随的侍卫长轻声劝道：“委员长，夜里寒气重，可否换住骡马市招待所？”蒋介石摆手：“我要看看他们平日怎样生活。”话虽轻，却透出几分倔强。
夜深。窑洞的泥土墙吸收了白日的余温，内部反而闷热。胡宗南送来宵夜——金陵带来的罐头和肉松，蒋介石只喝了半碗面汤便让人退下。他平躺片刻，又侧身，眼前浮现午间见到的场景：炊事班兵员蹲在地上刮野菜，老乡挑着豆腐乳进城售卖时，一队解放军正主动帮他推车过坡。街头巷尾仍能听见“送军粮、做军装”的俚曲。那种朴素的信赖，让他想起黄埔初年学员涌到课堂的热闹，然而两相对比，黄埔精神为何在国军中日渐稀薄？
凌晨两点，窑洞顶梁落下一粒泥沙，他听见轻轻“啪”声，猛地坐起。心里明白，占下延安只是占下一片砖瓦。真正支撑这座城的，是城外漫山遍野的农民，是那些不拿津贴也肯扛枪的人。如果不能在政治、经济上给民众以希望，单靠武力终归站不住脚。那一夜，他翻来覆去，连窗外警卫换岗的脚步都听得分明。
天微亮，他叫来侍卫收拾行装。宋美龄尚未起身，迷迷糊糊问：“这么快走？”他轻声说了一句：“这里睡不踏实。”随后搭乘座机返回西安。临走前，他留下一纸电令，要求胡宗南巩固延安，禁止焚毁窑洞与学校，以备将来展示“剿匪伟绩”。然而真正担忧的，却是如何应对共军机动部队在外线的迂回。
1947年5月至夏末，陕北沙家店、青化砭、羊马河数次激战，国军先后损失两万余人。胡宗南部被迫收缩至延安、宜川一线。8月，西安方面承认对延安的“管辖”，可延安城墙外已是共军游击分队的活动区域。蒋介石曾想再抽调兵力增援，可华东、华北战事同样焦头烂额，顾此失彼。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发起宜瓦战役，仅用三天便突破防守，延安重新升起八路军军旗。国民党宣传部门对此选择集体失声。
南京失守前夕，蒋介石回忆那夜窑洞失眠的经过，对身边心腹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打仗不仅是枪炮的事，还是人心的事。”言罢无语，轻轻合上手中作战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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