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格斯大学的研究团队，在2022年8月给出了一次系统性推演，假设美俄之间爆发核冲突，而且双方并非进行所谓“末日级”的全面互毁，只是动用各自现有核武库中的大约4400枚核弹头，结果也足以把人类社会拖入深渊。
很多人直觉上认为，核战争最可怕的是爆炸瞬间的高温、强光和冲击波，但科学家在《自然食品》杂志上用模型和数据明确指出，真正导致大规模死亡的，并不是爆炸本身，而是随之而来的长期连锁反应。
按照测算，最终可能有约50亿人死亡，而其中绝大多数，甚至根本见不到核爆产生的蘑菇云，他们会在随后几年里因为粮食体系崩溃而被活活饿死。
这个结论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步步算出来的，一旦大国之间失去克制，数千枚核弹在城市和工业区爆炸，巨量的黑烟和尘埃会被抛入平流层。
模型显示，烟尘总量可能超过1.5亿吨。这些物质会在高空长期停留，像一层厚厚的遮蔽层，大幅削弱阳光照射。
结果是全球气温急剧下降，北半球尤为明显，平均降温可能超过10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接近15摄氏度。夏季变得寒冷，农业生产几乎无法维持，全球粮食体系迅速崩溃。
粮食贸易在这种环境下基本失去意义，缺粮会持续多年，最终演变成全球性大饥荒，研究还指出，哪怕只是规模远小于美俄全面对抗的冲突，例如印巴之间发生有限核交火，只要产生约500万吨烟尘，也足以让全球粮食产量下降7%，直接威胁数千万人的生存。
这种对未来的担忧，并非脱离现实的学术假设，当前的国际安全环境，本身就处在高度紧张状态。
俄乌冲突从2022年延续至今，迟迟未能降温，南海、台海局势时有波动，战略互信持续被消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4年就曾公开警告，全球核风险已经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
到2025年，他又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技术一旦被深度引入核指挥与预警系统，误判和失控的风险可能被放大，决策时间被压缩，人类距离错误按下核按钮的边缘反而更近了。
与此同时，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现存核弹头总数仍在1.2万枚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掌握在美国和俄罗斯手中，这些武器并没有消失，只是以更隐蔽、更危险的方式存在着。
历史早已给人类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警示，1945年，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枚原子弹，当量大约为1.5万吨TNT，在今天看来甚至只是现代核武器威力的一小部分。
但即便如此，广岛在580米空中爆炸后，约5平方公里城区被瞬间摧毁，更可怕的是后果并未止于当下。
随后几年中，幸存者不断出现癌症、免疫系统崩溃等问题，死亡持续发生，而当时的医疗和统计条件，根本无法完整记录全部伤害。
更深远的影响体现在遗传层面，幸存者后代中，畸形和死胎比例明显上升，这一切，只是两枚“低当量”核弹造成的结果。
如果放到今天的核库存规模下，电磁脉冲摧毁电网，放射性尘埃污染水源和土地，人类社会的基本运行条件都会被破坏殆尽。
也正是在这种被“核末日”阴影笼罩的背景下，中国的一位防护工程专家给出了简短却极具分量的回应：“我们防得住”。
这句话出自钱七虎院士之口，并非情绪化表态，而是基于几十年工程实践的判断，自上世纪60年代回国以来，他长期从事防护工程研究，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在极端条件下，确保国家和社会的生存能力。
中国在地下防护体系上的建设，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防空洞，而是分层、成体系的工程网络。
城市地下的轨道交通和民防设施，本身就具备独立供水、供电、通风和防辐射能力，在极端情况下可以为大量民众提供基本避险空间。
更深层的防护，则用于保障国家核心指挥系统和战略力量的安全，针对专门设计用于钻地打击的武器，相关团队在岩石力学、材料和结构加固方面进行了长期攻关，形成了多重防护手段。
中国的核力量规模并不追求数量优势，公开资料显示，中国核弹头数量大约在500枚左右，与美俄相比并不算多，但设计思路强调生存性和可靠反击能力。
战略武器依托复杂的地下设施和机动部署方式，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具备有效威慑，这种逻辑的核心，是让潜在对手清楚地认识到，先发制人无法消除风险，从而避免冲突本身的发生。
长期以来，中国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参与核军备竞赛的政策，并非单纯的道德姿态，而是建立在防护能力和生存体系之上的理性选择。
无论是城市民防网络的建设，还是重大基础设施中的防护设计，目的都是在极端情况下尽可能降低社会崩溃的概率。
钱七虎本人，也将防护工程视为服务和平的事业，他把大量科研成果转化为城市防灾、交通、水利等领域的安全保障，把奖金和积蓄用于资助年轻人学习工程技术。
在他看来，真正的安全，不是依靠无限扩张的杀伤力，而是让社会在最坏情况下仍然能够活下去。
罗格斯大学的模型最终揭示的，并不是谁更强，而是一个简单而残酷的事实：在核战争面前，没有赢家，导弹数量再多，最终也只会把所有人拖入饥饿和崩溃。
中国选择的路径，是把盾牌铸得足够厚，把风险压到最低，这种思路，或许正是面对极端不确定世界时，最理性、也最负责任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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