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夏天的一个夜晚，鲁南枣庄附近的津浦铁路线上，一列挂着暗灯的火车悄悄减速，车厢外侧，却多了几道灵活跃动的身影。等到火车重新提速，车上多出了一位要去延安汇报工作的军队干部，还有一支熟门熟路的护送小分队，这支队伍，后来被人们统称为“铁道游击队”。
那位被护送的干部，就是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萧华；而那支在夜色中跳上车厢、熟练穿梭于铁轨与车站之间的队伍，则来自鲁南军区的鲁南铁道大队。多年以后，人们聊起那段敌后烽火，总会问一句：这支队伍的队长原型是谁？建国后授了什么军衔，又走到怎样的结局？
要把这几个问题说清楚，得从抗战中一条条纵横华北、华东的铁路线讲起，也得从鲁南煤矿里一个穷矿工的命运说起。
一、铁路上的较量
1937年七月，全面抗战爆发。侵华日军自认为兵强马壮，放出过“一年之内打垮中国”的狂言，这样的口气固然傲慢，却并非全无底气。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手里攥着一张纵横交错的铁路、公路网。
有了早年经营伪满洲的“后方基地”，再加上占领华北后掌握的京奉线、津浦线、胶济线等线路，日军可以源源不断地把粮食、弹药、兵员，从后方运到前线。战线越拉越长，列车便一路跟着推进，战场与后方之间的距离，似乎被钢轨大大缩短，这在当时，确实给中国军队造成了不小压力。
站在日军立场看，他们依赖铁路补给，就像给战场装上了轮子，可以随时机动，增援某一块“要命的地儿”，往往在局部战场形成兵力优势。可换个角度想，既然仗是靠铁路打的，那把铁路捅出窟窿，日军的劲头，自然就要泄一大截。
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八路军、新四军在广阔的敌后地区，陆续摸索出一套套极具创造性的战法。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人们耳熟能详；而专门针对铁路运输的破袭行动，则逐渐发展成另一种独特方式——铁道游击战，说白了，就是“借敌人的铁路做文章”。
鲁南枣庄一带，在这张战时铁路线网中非常关键。这里有煤矿，有车站，有机厂，是重要的工业和交通节点。侵略者一方面竭力控制，一方面又难以做到处处兼顾，于是，在密布岗楼和铁丝网的缝隙中，给抗日武装留下了一点活动空间。就这样，一支由铁路工人、矿工为骨干的小队伍，悄悄成形。
1940年1月25日，山东枣庄县陈庄村，隶属于八路军鲁南军区的一支特殊部队正式成立，名为鲁南铁道大队，只有二十多人。规模不算大，成建制却很完整，专门负责扒轨、炸桥、偷袭车站、打军列。后来，随着文学作品和电影问世，人们逐渐用一个更响亮的称呼记住了他们——“铁道游击队”。
二、洪振海：从矿工到“火车上的队长”
这支队伍的首任大队长，叫洪振海。要理解他为何能担此重任，就得稍微往前翻几页。
1910年，洪振海出生在山东滕县（今滕州）枣庄附近一个贫苦农家。家里孩子多，地少，粮食不够吃，在那样的年代，这几乎意味着一出生就被推到生活的边缘。为了让几个孩子能活下来，父母不得不把部分子女“分给”亲戚抚养，洪振海就这样被送到出嫁姐姐家，从小寄人篱下。
年纪还不大，他便跟着姐夫进了煤矿。那时的矿山条件极差，安全谈不上，工钱不高，规矩却特别多，干活要拼命，挨骂、挨打也不稀奇。童工、夜班、粉尘，这些词对那一代矿工来说，并不是新闻，而是日常。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样一个黑压压的环境里，党在矿山的秘密组织开始悄然活动。工棚里，时常有人小声议论：“听说有种新说法，要给穷人做主呢。”“共产党替我们说话。”话语简单，却在一群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矿工心里，慢慢生根。
洪振海也受到影响，成为矿山里的“红小鬼”，在一些老工人带动下，参加过几次罢工、请愿。那时他读书不多，说不出高深的道理，但谁欺负工人，谁压低工钱，他看得很清楚，对“谁在帮穷人”“谁在压穷人”，也有了朴素判断。
长期在露天矿场、铁路边干活，让他练就了一身在车皮上飞跃、在轨道间穿梭的本事。不管是挂车、扒车，还是在列车还未完全停稳时跳上跳下，这些动作，在他和工友手里，渐渐成了熟练技艺。谁也没想到，这些谋生技能，有一天会成为对付侵略者的“武器”。
1937年以后，日军南下，枣庄煤矿被强行接管，矿工的处境更加艰难。1938年夏，洪振海和工友王志胜等人意识到，光在矿里闹事已经不够了，敌人的枪口、敌人的火车，都压到了家门口。于是，一个由工人自发组成的小队——“枣庄铁道队”，在暗中出现，任务很简单：侦察、扰袭、破坏。
起初，队伍人数不多，只能挑选机会打几次“小仗”：捣乱车站设备，破坏一小段铁轨，顺手救出被押走的工友。时间一长，日伪当局发现问题，这支小队成了他们重点清查的对象，也因此，在鲁南军区的视线中更为显眼。
1940年初，经上级同意，枣庄铁道队与其他地方武装合并整编，鲁南铁道大队正式组建。洪振海凭借在工人中的威望、对铁路的熟悉与多次战斗表现，被任命为首任大队长，从此走上“火车上的指挥席”。
在他的带领下，铁道大队的作战风格，很快成型。白天隐蔽于村庄、矿井和荒地，夜里才悄然出动。有时扒掉几根枕木，有时炸毁桥梁接头，有时假扮工人混入车站，寻找机会放火、截获物资。动作迅速，目标明确，打完就撤。
有一次，部分新队员心里发怵，看着高速掠过的军列，低声嘀咕：“队长，鬼子的火车跑得这么快，咱真能拦得住吗？”洪振海压低声音回了一句：“铁轨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肯动脑子，火车照样得停。”这话听起来不算多么豪迈，却透着股实在劲儿。
从1940年到1941年，铁道大队先后发动近百次战斗，破坏铁路、桥梁多处，焚毁敌伪物资，抢救群众和被抓工人，战果并不耀眼，却节节压住了日军在鲁南一带的补给效率。不得不说，这是一场在细枝末节里消耗敌人力量的战斗，慢，却有效。
1941年冬，局势趋紧，敌后扫荡愈发频繁。12月，在寒风刺骨的日子里，近千名伪军奉命对铁道大队冬季驻地进行“清剿”。在一次突围战中，洪振海指挥部队分路撤离，自己留下掩护。枪声急促，弹雨密集，他身中数弹，倒在鲁南的山坡上，年仅三十一岁。
这次战斗，队伍损失不小，但主力尚在，骨干尚在。洪振海的牺牲，使他不仅成为现实中的烈士，也成为后来文艺作品中“铁道游击队长”的重要原型之一。
三、刘金山：在夹缝中壮大队伍
队伍仗还能不能打下去，关键在于有没有主心骨。洪振海牺牲时，副大队长王志胜已在前几次战斗中重伤，躺在野战医院，短时间内无法返回。“铁道游击队”一时像是失去了舵手，大家心里明白，敌人的“围剿”不会因为一个队长牺牲就停止，反而可能更紧。
怎么选出新的大队长？是个难题。那时候环境恶劣，形势复杂，但党内任用干部的原则，不能乱。大队政委征求大家意见后，决定用一种既简单又符合当时农村习惯的办法：投豆子。
几只碗，被悄悄摆在几位候选人身后，每名战士发一粒黄豆，代表一票。谁也不用喊口号，也不用做长篇发言，只需摸摸自己的良心，把那一颗小小的豆子，放到最信得过的那个人背后的碗里。等到所有人投完，大家凑近一看，有一只碗里黄豆明显多了，那就是刘金山的“席位”。
票选结果很快形成书面材料，送往鲁南军区。1942年5月，上级正式批示任命刘金山为鲁南铁道大队大队长，“铁道游击队”的第二任队长，就这样在枪林弹雨中走上前台。
刘金山，祖籍山东枣庄蔡庄村，也是典型的鲁南贫苦农家子弟。青年时，在地里干过活，在矿井里呆过，也与铁路、工厂打过交道。家境清苦，饱受地主欺压，加上亲眼目睹日伪的横行，对侵略者和旧势力，都有刻骨的仇恨。
早年参军后，他在洪振海手下打过多次硬仗，由普通战士一路干到小队长、分队长。熟悉的人都说，这人有股“会算账”的劲儿，行动前，总要把地形、敌情、弹药、人手盘算一遍，不轻易冲动，但一旦认准机会，下手干脆。也正因为如此，他在队伍里威望很高。
接任大队长后，刘金山面对的，不是轻松的局面。敌后“清剿”持续进行，交通封锁日益严密，队伍一旦冒进，很可能被逐段切断。而他采取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一个词：精打细算。
铁道大队继续以扒轨、破坏铁路为主，但行动更加讲究选择重点，宁可少打几回，也要保证每一次出击，有实实在在的效果。有时，队伍只是在一个偏僻路段撬掉几根钢轨，让敌军运输列车不得不停车、检修，甚至掉头绕行；有时，则在桥梁、涵洞处埋下炸药，一旦成功引爆，短时间就会切断某一段补给线。
出击时间安排上，也颇有讲究。或者黑夜深沉时行动，借着地形优势脱身；或者挑选天刚蒙蒙亮的时刻，那会儿敌人困意未消，警惕性最低。每一袋抢来的粮食，每一箱缴获的子弹，都被视作来之不易的战利品，很少浪费。
这种打法看起来不“惊天动地”，却极符合铁道大队的真实处境。作为敌后的一支中小规模部队，它既要生存，又要战斗；既要破坏敌人的铁道机动，又不能轻易被对方“锁死”。刘金山的选择，是在夹缝中找空间，在有限的力量下，把损失降到最低，把破坏力抬到更高。
多年坚持下来，效果渐渐显现。铁道大队不仅没有在不断加码的封锁中被慢慢磨光，反而壮大起来。到抗战后期，队伍人数由最初的二十多人，扩展到一百多人，后来一度达到三百多人，火力配备也有明显提升，已经接近一个营的规模。
除铁路破袭任务外，大队还承担护送干部、传递情报、协同其他部队作战等任务。鲁南各地的武工队、回民部队、地方支队之间，往往通过铁路沿线这一条条“暗线”互相呼应，形成了一张看不见却实实在在存在的网。
萧华那次敌后行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1945年，抗战胜利在望，他奉命离开山东战场，经鲁南向西北方向转移，到延安向中央军委汇报。按照既定安排，地方武装先护送他到枣庄附近，再由鲁南铁道大队接手。
那一晚，铁道大队利用对津浦铁路站点、巡逻路线的熟悉，选择了一个最适合“混搭”的时机，让萧华在几名警卫员的掩护下，顺利通过封锁区，转交给下一支护送部队——黄河支队。多年以后，萧华回忆这段经历，说那一路虽然处处是危险，但心里却挺踏实，“他们对铁路太熟了，让人放心”。这番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刘金山和全体铁道游击队员的一种认可。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鲁南地区的斗争并未立刻结束。铁道大队配合大部队肃清残余武装，协助接管部分铁路设施，维持沿线治安与运输秩序。随着形势变化，这支部队逐渐并入更大序列，在解放战争中继续跟随大军转战南北，“铁道游击队”这个名字，更多留在了鲁南百姓的记忆和后来作品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当年的铁道大队官兵，被分配到不同岗位。有的留在野战军，有的加入铁道兵，有的转入公安战线，也有人带着伤病和功勋，回乡务农。刘金山则一直在部队中任职，承担更多组织和领导工作，身上的责任和压力，都比游击年代更重。
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根据他长期在敌后战场，特别是在铁路破袭战线上立下的功绩，经组织评定，刘金山被授予上校军衔。这一军衔，不仅是个人荣誉，也是对那支在钢轨和枕木之间拼杀多年的队伍的一种肯定。
此后，他又在部队的不同岗位上工作一段时间，职务达到副军级，逐步从前线指挥，转向更宏观的部队建设。工作之余，凡是回到鲁南一带开会、调研，时常有老乡悄悄打听：“那会儿的铁道游击队长，是不是您？”他往往只是笑笑，不多解释，偶尔在内部座谈里，提一提牺牲的同志，提一提那条熟悉的津浦铁路。
1996年，刘金山因病去世，走完了自己八十多年的生命旅程。消息传出后，鲁南一些早年的老工人、老兵，自发前来吊唁，有人从外地赶回，只为了在灵堂前再看一眼那张略显陌生却又熟悉的面孔。也有人当年不过是个给部队送水、带路的小通讯员，那一天，重新遇见久未谋面的战友，坐在一起，慢慢拼起一块块零散的记忆。
在这些记忆里，有刺耳的刹车声，有夜色里的铁轨，有跳上车厢的剪影，也有匆匆掠过的驼背矿工、粗糙铁路工人。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名字——鲁南铁道大队，后来人们更喜欢叫它“铁道游击队”。而在队伍的前列，有两条身影格外清晰：一位是牺牲在1941年冬天的首任大队长洪振海，一位是在艰难岁月里接过指挥权、坚持战斗到胜利，建国后被授予上校军衔的第二任大队长刘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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