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家唯一的女娃毛泽建,24岁就义,牺牲前喊:下辈子还跟着毛泽东

毛家唯一的女娃毛泽建,24岁就义,牺牲前喊:下辈子还跟着毛泽东

1929年8月20日清晨,衡阳县城外的荒坡还笼着薄雾,一辆囚车碾出吱呀声。车里坐着的年轻女子脸色惨白,却昂首挺胸。押解士兵忍不住低声嘀咕:“这么小的姑娘,竟是共产党?”女子听见,自报姓名:“我叫共产党。”这一句话,在围观人群里激起一阵吸气声,也拉开了毛泽建短暂而炽烈一生的最后幕布。

逆时针拨回二十四年。1905年秋,湖南湘潭东茅塘一户贫寒人家添了个女婴,因为家境凄苦,只能唤作“菊妹子”。父亲毛尉生常年咳血,母亲双目几乎失明,幼女几乎没有活路。1911年,族兄毛润之的母亲文七妹抱回了这个可怜娃。“家里总得有个丫头来传香火。”族亲们这样劝。毛润之回乡探望,在祠堂翻开族谱,郑重写下三个字——“毛泽建”。自此,“菊妹子”有了新名字,也有了识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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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的毛泽建没什么书念。养父母相继病故后,她被生母送入邻村肖家当童养媳。干不完的粗活,吃不饱的糠糟,一条额头伤疤见证了冷酷家法。1920年冬,远在长沙办学问的毛润之赶回韶山奔丧,得知此事,怒火中烧:“妹妹是毛家人,岂能沦为商品?”他带着双倍“彩礼”闯进肖宅,交钱领人,把妹妹带去长沙。这一掷千金,在毛家那时几乎是倾囊而出,却换来毛泽建命运的转折。

长沙的空气里有股新思潮的味道。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衡阳第三女子师范,接连向这位农家女孩敞开大门。拼写字母、啃外文报,她白天上课,晚上跑去听巡回演讲。何叔衡一句“革命也要有女子”,让她热血沸腾。1923年,她在衡阳宣誓入党。有人回忆,当年三女师食堂里饭菜寡淡,校长欧鸣皋暗中克扣经费。毛泽建带头搜账本、找凭证,一纸黑账晾在师生面前,逼得校长灰溜溜卷铺盖。那股“湘妹子”的火辣劲自此扬名。

斗争之外,也有青年男女的柔情。1924年春,湖南三师学生领袖陈芬收到毛润之递来的一封信,大意只有一句:“我那妹子,性情爽利,志同道合,可见一面。”两位年轻人一合眼神便彼此认定。第二年,他们在衡阳城里补了张简陋合照算作婚照——一个背着书包,一个挽着步枪,照片既像新人照,更像战友照。

浪漫只维系了两年。1927年“马日事变”后,湘南血雨腥风。陈芬在耒阳组织游击,被反动派围捕中弹牺牲。噩耗传来,毛泽建已怀有身孕,却仍握枪坚持。在当地百姓口中,她是“敢掀屋顶的女队长”。有人问她图什么,她指着满街乞讨的农妇说:“只要她们有饭吃,我死也值。”

1928年冬,她在民房里产下一子,取名“艰生”。孩子哇哇落地不到百日,包围网收紧,毛泽建母子被捕。敌人要她交代“毛润之的下落”。她冷笑:“日头若能从西边升,我也不会开口。”鞭刑、水牢、饥饿,整整一年,口供写了又撕,审讯者两度换班,仍然竹篮打水。衡阳卫戍司令恼羞成怒,批准死刑。

刑场上,她戴着铁镣,仍向押解者提了最后一个要求:“让我抱一下孩子。”国民党士兵面面相觑,谁都不知道真相——小艰生早已因缺奶而夭折。同行女犯陈淑元心疼,匆匆借来一户人家的婴儿递到她怀里。毛泽建抱着婴儿,泪水滑过脸庞,却依旧笑着亲了又亲。短短几分钟,孩子被抽走,她随即被推向刑柱。

子弹划破空气前,她大声喊道:“杀了我,千千万万革命者还在!下辈子,我还跟着毛泽东!”枪响后,山坡上的蒿草被血色染红,年仅二十四岁的生命定格。

一年以后,这封写在草纸上的遗书才辗转送到井冈山。毛润之读罢,沉默良久,对身边同志低声说:“菊妹子,是个好同志。”那时,他已失去母亲、父亲、爱妻杨开慧和多位亲人,毛家成为“烈士之家”,毛泽建是其中最早倒下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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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韶山雨后初晴,毛主席回乡祭扫,赋诗一首,句中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很多人读到这两句会想起那位大喊“我叫共产党”的女英雄。衡山县后来修建了烈士陵园,青松挺立,碑体肃穆,游客踏青而来,总会在碑前停驻几秒,轻声读她的名字。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建并没有留下华丽战功,也未曾穿过将军制服,却在最危急的年代,用最普通的身份做了最硬气的选择。她的故事提醒人们:信念这件事,男女皆可执掌,小人物同样能书写大格局。今天,烈士陵园里草木依旧,而那句掷地有声的誓言,也依旧在人们脑中回响:“今天杀了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