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这次回来，待多久？”
我平静地问，手里的筷子稳稳地为女儿夹了一块鱼肉。
阔别四年的丈夫陈凯，灌下一大口酒，脸上泛着得意的红光，像个凯旋的将军：
“待不了几天，下周就走。公司那边让我转常驻，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期待着我的崇拜与不舍，但我只是抬起头，对他笑了笑：
“好啊，祝贺你。”
听到我的祝贺，他脸上的笑容反而僵住了。
那一刻的沉默，比四年间的距离更遥远。
他以为这只是一次寻常的归家与送别，是一场他掌控全局的告别演出。
直到他推着行李，自信满满地走向机场海关，准备奔赴他那片宏伟的蓝图时，命运才为他亮出了我早已准备好的底牌...
丈夫陈凯回来的那天，女儿悦悦的钢琴课上到一半，那首《献给爱丽丝》被她弹得支离破碎。
手机在包里振动，屏幕上跳动着一个四年未见的名字。
我划开接听，听筒里是他沙哑又带着一丝兴奋的声音：
“老婆。我到家门口了，没带钥匙。”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随即又恢复了死水般的平静。
“知道了。”我挂断电话，对一脸茫然的悦悦说，“别弹了，回家。”
“妈妈，谁的电话？”
“一个送快递的。”
小区楼下的铁门坏了很久，陈凯就那么畅通无阻地站在了我家门口。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脚边立着一个巨大的黑色行李箱，轮子上沾满干涸的泥土。他瘦了，也黑了，只有那口白得发亮的牙齿，在昏暗的楼道里依旧晃眼。
他咧开嘴笑：“林微，悦悦。”
我面无表情地掏出钥匙，打开门。悦悦像一只受惊的兔子，死死地攥着我的衣角，躲在我身后。
陈凯弯下腰，想去抱她。他的手停在半空中，写满了尴尬。
“悦悦，不认识爸爸了？”
悦悦把脸埋在我的腿上，不说话。
我侧身让他进来：“先进来吧，外面冷。”
屋子因为多了一个人，空气瞬间变得拥挤而陌生。他那口巨大的行李箱，像一座黑色的墓碑，立在客厅中央。
他换上他那双落满灰尘的拖鞋，在屋里走来走去，这里摸摸，那里看看。
“没怎么变嘛。”他感叹道。
“能有什么变化。”我淡淡地回应。
“那盆君子兰长得真好，我走的时候才刚冒芽。”
我没告诉他，他走的那盆早就死了，这是我后来买的。
他打开行李箱，开始往外掏东西，嘴里念念有词，像一个从远方归来、急于展示战利品的猎人。
法国香水，瑞士巧克力，非洲木雕……东西一件件堆在茶几上，花花绿绿的，像一堆献给神明的贡品。
悦悦只是远远地看着，眼神里没有丝毫一个孩子该有的欣喜。
陈凯似乎也察觉到了气氛的冷淡，他不再掏了，一屁股陷进沙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还是家里舒服。”
我看着他，这个名义上的丈夫。他身上的味道，混合着烟草、古龙水和飞机机舱的封闭气味，唯独没有这个家的味道。
他不是回家了。他只是一个风尘仆仆的旅客，碰巧在我这里，预订了一间短暂的客房。
我转身走进厨房，水龙头的水哗哗地流着，盖住了客厅里所有的尴尬。
陈凯跟了进来，靠在门框上，试图找回一点往日的温情。
“辛苦你了，一个人带孩子，还要上班。”
“习惯了。”我的声音和流水声混在一起，听不出情绪。
“我听说了，你升了副教授，真厉害。”
“嗯。”我的刀落在砧板上，笃、笃、笃，一下一下，很有规律。
他又把话题转向女儿：“悦悦怎么那么怕我？在视频里不是挺好的吗？”
“视频是视频，你是你，隔着屏幕，她不怕。”
他沉默了片刻，似乎在反思，然后轻叹一声：“也是，都怪我，这些年没陪在她身边。”
我把切好的土豆丝泡进水里，没有接他的话。
这些年，他在哪里，在陪谁，我心里比谁都清楚。那些无法接通的深夜视频，那些一闪而过的女人身影，还有那张致命的合照……
我一次都没问过。隔着四千公里，任何质问都显得苍白无力。
心死，大概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心死了，人就变得特别平静。
饭菜很快上桌，四菜一汤，都是他过去的口味。
他自然地坐在了那个空了四年的主位上。悦悦坐在我身边，小口地扒拉着米饭，像一个误入陌生宴席的孩子。
陈凯夹起一块排骨放进女儿碗里：“悦悦，吃排骨，爸爸记得你最爱吃这个。”
悦悦看着那块油亮的排骨，又抬头看看我。
我把排骨夹到自己碗里：“她现在不爱吃了，腻。”
陈凯的筷子在半空中停顿了一下，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
为了打破这片令人窒息的沉默，他开始了他的个人演讲会。他讲在非洲的四年，讲他如何带领团队攻克难关，讲当地奇特的风土人情。
他讲得眉飞色舞，唾沫横飞，仿佛自己是一个去蛮荒之地开疆拓土的英雄。
我安静地扮演着一个合格的观众，给他添饭，给他盛汤，看着他在舞台上一个人尽情表演。
酒过三巡，他的脸颊泛起红光，气氛在他单方面的推动下达到了高潮。
他放下酒杯，清了清嗓子，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宣布：“林微，这次回来，主要是办一些手续。下周就走。”
我心里那片结了冰的湖面，连一丝涟漪都没有。
他接着抛出重磅消息：“公司非常看重我，准备让我转为常驻人员，在那边成立一个分部，由我全权负责。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以后几年，我就都在那边了。”
他说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期待，像是在等待我为他的光辉前程献上掌声与喝彩。
客厅的挂钟滴答作响。
我夹起一筷子酸辣土豆丝，慢慢地嚼，那股酸与辣在舌尖炸开。然后，我咽下去，拿起纸巾擦了擦嘴角。
我抬起头，迎上他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平静地说：“好。”
只有一个字。没有疑问，没有不舍，没有抱怨。
这个字轻飘飘的，却像一块巨石，重重地砸在他精心铺陈的未来蓝图上。他脸上的红光，瞬间黯淡了下去。
陈凯走后的第一年，我还活在等待里。我们那个家，一切都维持着他离开时的样子。
他的拖鞋摆在鞋柜里，他的茶杯放在餐桌上，他书房里的书，哪一本放在哪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害怕改变，我怕他哪天突然回来，会觉得陌生。
非洲和我们有时差，五个小时。我每天都计算着时间，等他下班，等他吃完饭，等他有空。
那时候，视频通话是我们唯一的桥梁。悦悦还小，对着屏幕里的那个男人，奶声奶气地喊爸爸。
陈凯会在屏幕那头笑，说：“乖女儿，想爸爸没有？”悦悦就用力点头。
我会在旁边看着，心里又酸又涩。我觉得我的婚姻，就像那不稳定的网络信号，时断时续，全靠想象来维持。
我每天都在担心，担心他在那边吃得好不好，睡得安不安全，会不会生病。
我像一个守着远方孤灯的女人，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一小块发光的屏幕上。
到了第二年，等待就变了味道。等待里，开始长出怀疑的藤蔓。
他的电话越来越少，视频的时间也越来越短。理由总是那几个：“忙，开会”，“信号不好，听不清”，“今天太累了，想早点睡”。
有一次，我们正在视频，我看见他身后，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晃了一下，像是一个穿着裙子的女人。
我还看见，他搭在椅子上的外套，不是他带去的那几件，款式和颜色都更鲜艳。
我问他：“你身后有人？”他立刻把摄像头转向了天花板，声音变得不耐烦：“没有，你看错了，是灯影。”
我问：“你那件外套是新买的？”他含糊地说：“同事送的，这边冷。”
那次通话，我们不欢而散。他指责我，说我在国内闲着没事干，就喜欢胡思乱想，不信任他。
他说他在外面拼死拼活是为了这个家，我却在背后给他捅刀子。
我拿着冰冷的手机，坐在黑暗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怀疑的藤蔓一旦长出来，就会疯了一样地爬满你的心。我开始失眠，开始翻来覆去地想那些细节，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
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那种感觉，就像你知道墙里有白蚁，但你敲不开那堵墙，只能听着它们在里面一点一点啃噬你家的房梁，日夜不休。
我开始变得神经质，开始偷偷翻看他那些同事家属的朋友圈。
我知道这样做很不堪，像个偷窥狂，但我控制不住自己。我就是想找到一个证据，来证实我的猜测，或者推翻它。
让我死心，或者让我安心。
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瘦了一圈，上课的时候也总是走神。同事问我怎么了，我说家里有点事。
是啊，家里有事，家里最大的那根梁，好像要断了。
我每天都在祈祷，祈祷是我想多了，是我的错。我甚至准备等他下次视频的时候，向他道歉。
我说我不该怀疑你，我不该那么小心眼。
只要他给我一个台阶，我就会乖乖地爬下去，继续做那个温顺的、等待他归来的妻子。
可是，他连一个台阶都懒得给我。
第三年的春天，我终于看到了那张照片。是在他一个项目部同事的老婆的朋友圈里看到的。
她发了九宫格，配文是：“老公他们项目组庆功宴，在非洲也要有仪式感！”
其中一张是集体大合照。几十个人，黑皮肤的，黄皮肤的，挤在一起，冲着镜头笑。
我一眼就看到了陈凯。他站在人群的边缘，但又像是中心。因为他不是一个人站着。
他的胳膊，紧紧地搂着一个身材高挑的当地女人。那个女人，一头卷发，皮肤是巧克力色的，笑起来牙齿很白，很好看。
她的头微微靠在陈凯的肩膀上，姿态亲密得不像是普通同事。
我把照片放大，再放大，直到像素都变成了模糊的色块。
然后，我看到了他们的手。陈凯的手，和我记忆里的一样，手指修长。那个女人的手，搭在陈凯的腰上。
他们两个人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模一样的银色戒指，在昏暗的灯光下，反射着细碎的光。
那一刻，世界好像被按下了静音键。我听不见悦悦在客厅看动画片的声音，也听不见窗外的车流声。
我只能听见自己心脏碎裂的声音，咔嚓，咔嚓，像一块玻璃掉在地上，摔得四分五裂。
我没有哭，也没有喊。我只是坐在书桌前，一遍又一遍地看那张照片，从白天看到天黑。
我觉得很可笑。我在这里守着一个空房子，守着一个屏幕里的幻影，而他，早就在四千公里外，建了一个新的巢，有了新的伴侣。
我这三年算什么？一个笑话吗？
那天晚上，我把自己锁在浴室里，打开花洒，让热水兜头淋下来。水声很大，可以盖住所有的声音。
我就那么蹲在地上，像一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把这三年的委屈、不甘、痛苦，全都哭了出来。
哭到最后，眼泪都干了，人也虚脱了。我扶着墙站起来，看着镜子里那个脸色惨白、眼睛红肿的女人，突然觉得，一切都该结束了。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陈凯。他偶尔发来消息，问问悦悦怎么样，我也只是简单地回一两个字。
心死了，就不再有任何期待，人也变得异常冷静和强大。我开始为自己和悦悦的未来做打算。
我翻出了四年前陈凯出国时留下的一份文件，那是一份全权委托公证书。
当时他说，他长期在国外，怕国内有什么急事，比如卖房子、迁户口之类的，我一个人办不了，就去公证处办了这么一份东西。
他说：“家里的一切都交给你了，我放心。”现在想来，真是讽刺。
我拿着这份公证书，咨询了最好的离婚律师。律师告诉我，这份东西，是我的王牌。
于是，我开始了我的布局。我利用业余时间，发了疯一样地学习，评上了副教授。我又考取了心理咨询师的证书。
我在为自己铺路，一条没有陈凯也能走得很好的路。
陈凯宣布要常驻非洲之后的那几天，我们家里的气氛变得很古怪。
他大概是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直接，伤了我的心，所以表现得格外殷勤。
他会主动洗碗，虽然洗得满地是水。他会陪悦悦搭积木，虽然悦悦总是不看他，自己玩自己的。
他会买我喜欢吃的榴莲回来，虽然他自己闻到那个味道就想吐。
他做的这一切，都像是一种补偿，一种安抚。他以为我只是在闹情绪，过几天就好了。
他打心底里相信，我，林微，离不开他。我永远是那个会在原地等他的女人。
而我，也配合着他演戏。我继续扮演那个“贤惠体贴”的妻子。
我给他买新的内衣和袜子，把他要带走的衣服一件件洗干净，熨平整，叠得方方正正。
我甚至还去超市，买了他喜欢吃的那些零食，什么牛肉干、泡椒凤爪，塞满了他半个行李箱。
我说：“那边肯定买不到这些，你带过去吃。”
他看着我忙前忙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有一天晚上，悦悦睡着后，他从背后抱住我，下巴抵在我的肩膀上：
“林微，我知道这几年委屈你了。你放心，等我那边稳定下来，赚够了钱，我就把你们娘俩都接过去。”
“我们在那边买个大房子，带院子的那种，再请两个保姆，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他的呼吸喷在我的脖子上，热热的，痒痒的。
我闻到他身上那股熟悉的、混合着烟草和古龙水的味道，没有动，也没有说话。
在这一刻，我甚至觉得有些可怜他。
他要去办“手续”的那天，我也请了假，陪他一起去。他说不用，我自己可以。我说，我正好有空，送送你。
他要去几个部门，盖一些章，好像是和他的海外工作年限认证有关。
我开着车，载着他，在一个又一个窗口前穿梭。看着他跟那些办事员点头哈腰，递烟套近乎，我觉得很陌生。
我记忆里的陈凯，是骄傲的，是有些恃才傲物的。现在的他，被社会磨得光滑、世故。
他办完所有的事情，已经是下午了。他很高兴，说一切顺利。
在回家的路上，他甚至哼起了歌。他说：“林微，等我走了，家里就又剩你一个人了。悦悦要多费心，老人那边，也多去看看。钱我会按时打回来的，比以前更多。”
我握着方向盘，看着前面川流不息的马路，说：“嗯。”
他大概觉得我情绪不高，又补充道：“别多想，分开只是暂时的。我们是为了更好的未来。”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他正靠在椅背上，眼睛微微闭着，一脸的志得意满。
我没再说话，只是把车开得更稳了些。风从车窗的缝隙里吹进来，凉飕飕的。
我知道，这场戏，马上就要落幕了。
送陈凯去机场那天，是个阴天。
天上的云又厚又重，像一块湿透了的棉花，往下压着，让人喘不过气。
我，陈凯，还有悦悦，三个人坐在车里。
陈凯试图找话说，问悦悦学校里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悦悦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飞速后退的风景，不回答。
车里的收音机也关着，只有轮胎压过路面的声音，沙沙，沙沙，像时间在流逝。
我觉得我们三个人，不像一家人去送别，倒像是两个不熟的成年人，押送一个沉默的孩子。
到了机场出发大厅，人来人往，到处都是告别的拥抱和亲吻。陈凯把巨大的行李箱从后备箱里拖出来。
我对悦悦说：“跟爸爸说再见。”悦悦看着陈凯，小声说了一句：“爸爸，再见。”然后就扭过头，不再看他。
陈凯脸上有些挂不住，他蹲下来，想摸摸悦悦的脸。悦悦躲开了。
我把行李车推到他面前，帮他把箱子放上去。我说：“送到这里吧，里面人多，我带着孩子不方便。”
我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好”。
陈凯站起来，看着我。他张开双臂，似乎想给我一个拥抱。
我没有躲，但也没有迎上去，只是不着痕迹地往后退了半步，伸手拍了拍他的胳膊，说：
“一路顺风。”
他愣了一下，悻悻地放下了手：
“那我进去了。到了给你打电话。”
我说：“好。”
他最后看了一眼我和悦悦，然后转过身，推着行李车，汇入了拥挤的人潮。
他的背影，高大，但又透着一丝仓皇。
我拉着悦悦的手，站在原地，没有动。
我们就那么远远地看着他，看着他排队，托运，然后走向那个写着“国际出发”的通道。
他走到了海关柜台前，把护照和机票递了进去。
他还是那么自信，微微仰着头，和里面的工作人员说着什么。
我看到那个穿着制服的官员，接过他的护照，在电脑上敲打着键盘。然后，官员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拿起陈凯的护照，反复地比对着照片和陈凯的脸，又低头看了看屏幕。
柜台前的队伍在缓缓前进，只有陈凯那个窗口，停滞了。
陈凯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他开始有些焦急地比划着，解释着。隔得太远，我听不清他们说什么。
但我看到那个海关官员摇了摇头，把护照从窗口递了出来。然后，他对陈凯说了一句话。
陈凯整个人像被雷打中了一样，僵在了那里。
他拿着自己的护照，脸上的表情从不解，到震惊，再到一片空白。
他下意识地回过头，隔着攒动的人头，朝我的方向看来。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相遇了。
我抱着悦悦，安静地站在原地，看着他。
他好像明白了什么，脸瞬间变得惨白，慌乱地掏出手机，手指颤抖着，按着屏幕。
下一秒，我的手机就响了。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陈凯”两个字，按下了接听键。
电话那头，立刻传来了他气急败坏的、几乎变形的咆哮。
“林微！你做了什么？！我的户口是怎么回事！”
我把手机拿得离耳朵远了一些，等他那阵歇斯底里的咆哮过去。
机场大厅的广播声，人流的嘈杂声，混杂着他愤怒的喘息，从听筒里传过来，显得很不真切。
“你小点声，别在海关那里嚷嚷，像什么样子。”
听到我的话，电话那头沉默了半秒，然后是更狂暴的怒吼：
“我问你户口怎么了！为什么说我的户籍被迁走了！我出不了境了！你是不是疯了！”
我拉着悦悦，转身朝机场大门走去，一边走一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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