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初的成都，夜里只有七八度，永新巷七号的小院却依旧亮着灯。窗内，一盏煤油灯映出两个人影——彭德怀正伏案翻阅成堆的基建材料，景希珍则蹲在门口修理手电筒。谁都没料到，几个月后，这一幕便会成为他们最后的“并肩作战”。
吴家花园时期的日子是苦中带甜的。1959年秋，彭德怀离开中南海，那晚他把警卫、秘书都叫到堂屋，直截了当：“我这里工资有限，人也不需要这么多，你们可以另谋去处。”话音落下，屋里静得能听到煤油灯的“噗噗”声。景希珍咳了一声，站直身体脱口而出：“彭总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就这样，他陪着彭德怀搬到西城区那处破旧院落，自己动手种菜、打水、修围墙，生活拮据却别有滋味。
生存压力并没有磨平彭德怀的锋芒。1961年冬，他获批准回湖南考察。历时数月，走遍宁乡、湘潭、安化，看到农家空仓，孩子光脚，他心情沉重。返京后，他熬夜写下调研报告，第一句话只有十个字：“吃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这份材料字斟句酌，却迟迟未获回应。春节将至，院外鞭炮声不断，他却一句“炮声太响，掩盖了饥饿的声音”让景希珍瞬间噎住。
1965年11月，国家三线建设启动。中央决定让彭德怀担任副总指挥，他的大手在任命电报上停顿了两秒，自嘲一句：“老兵还有用。”景希珍听见，赶忙拉着彭德怀的小皮箱往外走：“老总，走，咱们去前线！”专列于28日下午从北京南站启程，30日晚抵达成都东站。那趟车冷得出奇，车窗结霜，彭德怀却一夜未眠，反复推敲《三线建设调研提纲》，景希珍在走廊来回踱步，手心因为紧张全是汗。
到成都后，西南局安排他们住永新巷七号。四合院不大，枯藤缠墙，可离川西工区只需半小时车程。彭德怀一接手便开门见山：“先跑西昌，再下攀枝花，不看现场不写字。”接下来两个月，他步履不停：西昌卫星城工地的红土粘在雨靴上，他自己拎水冲；攀枝花矿区的宿舍漏风，他抓起木锤帮工人钉窗。景希珍一路紧跟，不仅护卫安全，还充当临时翻译、摄影，像个多面手。
“把账单拿来。”1966年初春，在西昌一家职工食堂吃过工作餐后，彭德怀盯着发票开口。账单上只有七元三角，他皱眉：“按标准十五元，你多补。”景希珍嘟囔：“人家就是按内部价收的。”彭德怀抬头，声线低沉：“不能占基层便宜。”最终，他掏出八元，又把差额塞到收款员手里。那位收款员愣了半天，只说一句：“您是真把自己当普通干部。”
然而形势很快急转直下。1966年5月，多方风声传来，彭德怀被要求进京。动身那晚，永新巷的灯熄得很早，周围静得令人窒息。景希珍被命令留在成都，心里像堵了块石头。他还是偷偷赶到火车站，借搬运行李的机会挤进车厢。列车鸣笛前，他喊了一声：“彭总，保重！”彭德怀睁眼，抓住他手腕轻轻用力，低声：“小景，好好活。”一句话不到六个字，却像千斤巨石，让景希珍别过头去。
接下来是漫长的调查与隔离。景希珍被带到北京，起初并无人看守，他便四处奔走打听，却始终无果。几周后，调查组给出结论：无可疑问题。临别之前，一位负责同志淡淡叮嘱：“回去多学文件，别乱说话。”电话嘟声里透着不容置疑。返回成都那天，他提着一个布挎包，包里有几件旧军装，还有彭德怀留给他的《资本论》英文版第三卷。
“该干嘛去哪儿？”他把难题写成报告。几天后，中央军委的批示到了：由成都军区统一安排。1970年春，景希珍被调至资阳县武装部。在那座县城里，他的职务只是普通干事，日常工作无非是登记民兵口袋里的弹药、为基干民兵开课。有人问起他的“光荣履历”，他总是一笑而过，只淡淡回应：“老规矩，少说多做。”
那些年他把空余时间用于整理资料。吴家花园的回忆、三线调研的手记以及彭德怀给他的十几封批注条，全部装在木箱里。1972年一次库房防潮检查，武装部干部提议把旧书作废纸处理，他硬是守在角落，逐本拂去灰尘，冷冷一句：“这是档案，不是废纸。”无人再提异议。
1974年12月初，成都落冬雨。景希珍刚忙完驻村点验枪支，忽被请到军区办公室。一位老首长沉声通知：“彭副总指挥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北京病逝。”短短一句话，他愣住，雨水顺着帽檐滴落在地上，砸出碎响。那晚，他一口气走完资阳老街，从南门到北门，心口闷得发痛，却没喊一声。
随后几年，他尽力把记忆落在纸上。一次写到吴家花园自己打井的场景，他握笔停顿半晌，在页边批注：“当年笑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如今读来，酸涩入骨。”书稿辗转修改，1986年《在彭总身边》付梓，次年《跟随彭总》出版。字里行间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常琐事，又偏偏把彭德怀的秉性刻得入木三分。
有人读后感慨：“元帅何其伟岸！”景希珍却摆手：“都是人，一日三餐、七情六欲，差别在于操守。”这句看似随口而出，却是他二十多年思考得来的结论。资料里记录，彭德怀一生留下的私人财物不过两箱：日记、本子和几件旧军装。景希珍在回忆录里写：“如果说他留下什么，最多的还是规矩——不占便宜、不夸大功劳、不忘人民。”
1990年代后，景希珍身体每况愈下，但逢有人请教，他仍愿意讲三线建设的艰苦，讲永新巷小院的灯火，讲那张被补交的饭费发票。“发票的背面，他写了三行字：付账守纪，小事不糊涂。”景希珍说完，忽然咳了一阵，又自嘲一句：“老了，说话多了就喘。”
岁月流逝，很多事被淹没在时间洪流里，那些零星细节却因景希珍的坚持得以保留。凡读过他文字的人，几乎都能感受到一股倔强劲儿：不修饰、不回避、不拔高，一板一眼，像他当年蹲在院子里涂防锈漆一样认真。哪怕他只是普通干事，也用这种方式完成了对彭德怀的最后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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