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的一个午后，北京西郊三〇一医院病房内温度偏高。刚做完例行检查的徐向前元帅把输液架轻轻推到一旁，招手让秘书递来一卷发黄的作战地图。他抬头看了看窗外，慢慢展开地图，目光准确停在四川懋功到陕北延安的那条虚线。“这条线，当年可是吵得人心里打鼓。”他语气平缓，却透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
时间倒回到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达维、懋功地区胜利会师，合计兵力骤增至十万。就在士气高涨的三天后，6月15日，《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正式发表，北上抗日被公开提出。这并非灵机一动，而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反复推演的结果：如果继续在川西北山地兜圈子，粮源枯竭只是时间问题；而陕甘宁方向地广粮足，且日军尚未深度渗透，正适合建立新的中心。
此时张国焘的心思却走了另一条线。他的红四方面军占兵力大头，又在川北深耕多年，一南下便可依托原有根据地，听起来风险小、收获快。6月16日，他回电声称服从北上，同时又顺带加了一句“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颇有把话说满、先稳住再说的味道。仅仅九天，两河口会议上他就变调：“向南打成都，敌人问题不大，北上站不稳。”一句话，把路线之争推向公开化。
徐向前当时夹在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处境尴尬。他认同北上，却也担心一旦分兵再添内部裂痕。“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当有人误传中央主力已悄然北移、请示是否开火时，他冲着电话筒脱口而出。短短十六字，在危急时刻堵住第一颗上膛的子弹，这场可能出现的悲剧被生生拦住。
很多人质疑：既然川北已有基础，为何还选看似贫瘠的西北？理由并不复杂。其一，政治空间。1931年“九一八”之后，民族矛盾替代阶级矛盾成为主轴，北上喊出“抗日”名号，顺应大势，易获各界支持；其二，敌情变化。蒋介石早布下口袋阵：川军90个团封堵懋功以东，胡宗南27个团死守松潘，另有50个团卡在大渡河右岸。这张网专门为“南下”织成，一旦跳进，后撤无门；其三，战略纵深。陕甘宁人稀地旷，反围剿难度大，且与苏联外援通道距离更近。毛泽东一句“南下是绝路”看似尖锐，却把地理、政治、补给、内外形势算得明明白白。
张国焘自有算盘。他当年离开鄂豫皖苏区，本也非深谋远虑，而是被局势逼上梁山。同样的“先走再想”在川西又来一次。徐向前后来写道：“张国焘办事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就哆嗦。”这并非情绪化指责。会师后仅三个月，他便以“自己是党内元老”为由另立“中央”，造成红军历史上最严重的分裂危机，耽误宝贵时机。
客观说，张国焘提出的部分战术判断并非毫无根据。当时四川军阀割据，各路军阀彼此牵制，红四方面军在川北曾多次痛击刘湘部队，占尽地利。但是，战术上的局部便利无法覆盖战略上的总体劣势。一旦日军进逼华北，川西腹地瞬间逆向成“后方”而非前线，红军再想北进就要付出更大代价。蒋介石乐见红军在川甘一带“自围自困”，封锁粮道，坐等消耗，正中“围而不打、困而不歼”的老谋深算。
最终，中央红军先行北上。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仅余不足七千人。瘦而坚的队伍很快在延安落脚，又整合了陕北红军一万余人，短期内解决粮草补给，迅速站稳脚跟。此后大生产运动、东征西征，陕甘宁根据地越做越实，为全面抗战储备了最宝贵的政治与军事资源。反观南线，张国焘部队越过大渡河后一路苦战，终因粮道断绝、人地隔绝而损失惨重，最后不得不折回北上。
徐向前在病房里合上地图，沉默片刻，掂了掂手中的卷轴。“党的北进方针，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形势逼出来的马克思主义选择。”说完，他示意护士收好地图，靠在枕头上闭目养神。窗外的知了声此起彼伏，不远处的八一军旗在风中飘扬，似乎在为那段波澜壮阔的选择作出注脚。
这场路线抉择最终把中国革命领向新的阶段，也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可能。对于方针优劣的讨论或许永远不会停，但不可否认，正是北上决定为后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开了广阔天地，而当年的每一次争执、每一次夜谈，都被历史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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