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阅读蒋介石的日记时，在1944年2月11日的那一页，可以看到他自我反省的一句话：如果不消除不正当的念头，那么要如何做人？在那个时候他57岁，并且是国民党的领袖。他一方面在河南战场指挥军队来抵抗日军，另一方面在私密的日记里和自己的欲望进行斗争。这样一种矛盾的感觉，如同他早年在上海滩活动时的状态一样，他既是革命方面的有志之士，又是行为不检点的浪荡子弟。
说来有些奇怪。蒋介石对于自己好色这件事情进行自我批判持续了半个世纪。从1915年他28岁的时候开始写日记，到1972年因为车祸停止写日记。他经常因为看到美色心动就记录一次大过。有一次路过香港，他在日记里发誓要经受花花世界的考验，结果当天晚上还是进入了妓院。事后他严厉地斥责自己，称自己的毛病就是好色。这种自我鞭挞和行为放纵的循环，如同现代成瘾症患者的挣扎一样。
我认为蒋介石的私人生活可算作民国时期政治联姻的一个实例。他在14岁时由母亲包办迎娶了毛福梅，之后在上海滩遇到姚冶诚，随后有革命伴侣陈洁如，最后是政治婚姻的宋美龄。每一段关系都与他的权力轨迹存在关联。最为讽刺的是1927年向陈洁如求婚的时候，他发誓陈洁如是他的唯一，但是五年后为了迎娶宋美龄便将陈洁如送往美国留学。这种情感方面的实用主义，比很多政治宣言更能够彰显出他的本性。
1944年发生的陈颖事件暴露出蒋介石的私德方面存在问题。汪日章在晚年进行回忆，那个时候蒋介石在陈立夫的家中见到了陈立夫的侄女陈颖，之后马上就安排陈颖担任贴身秘书的职务。陈颖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留美女生，很快就在官邸之中成为了特殊的存在。据说宋美龄察觉到了异常的情况，有一天清晨在蒋介石的床下发现了一双高跟鞋。这个细节被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写入到报告之中，成为了重庆社交圈公开的秘密。
蒋介石外出的时候，宋美龄约见陈颖。宋美龄没有哭闹也没有斥责，只是递上一张金额为50万美元的支票以及赴美机票，并且平静地说道：你才20岁，未来的发展是重要的。第二天宋美龄亲自送陈颖前往机场，整个过程都保持着第一夫人的优雅姿态。这种以柔和方式进行处理的做法，既维护了蒋宋的颜面，又消除了潜在的隐患，这比她当年为蒋介石争取美国援助的外交手段更具能力。
蒋介石事后的反应是值得去琢磨的。他回到官邸发现人都已经离开了，但是却不敢去质问宋美龄，只是在日记里面痛斥共匪进行造谣。他对外表现得很强硬，但是对内却采取妥协的态度，这如同他在政治方面存在双重标准一样。他能够一边在日记里面规划土地改革，一边纵容四大家族去进行敛财。
可要是觉得宋美龄永远是赢家那就是错误的。1944年7月5日，蒋介石突然召集六十名高官以及外国记者举行茶话会，专门去澄清和护士有私生子的谣言。宋美龄坐在旁边微笑着随声附和，如同很多关于高跟鞋的传闻没有发生过一样。这种公开表演之下的婚姻实质，或许比蒋日记里的邪念更值得探究。
这么来看，贴身秘书汪日章的观察或许最为接近真相。他在回忆录中提及，蒋介石晚年常常跟侍卫表示戒色如同剿匪，总是以失败告终。这种自我解嘲，不经意间道出了权力与欲望共生的关联，就像他至死都没能实现的劳动国民党的理想，最终输给了人性最原始的弱点。
1975年蒋介石离世之后，或许历史存在着一个颇为讽刺的注脚。宋美龄在整理他的日记时，特地用纸条将早期涉及妓院的章节覆盖起来，却把很多记大过的自省内容保留了下来。如此进行选择性的保存，实际上便是对那段复杂关系极为精妙的总结：有一些真相既不能够全部公开，也没有办法全部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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