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夏，延河水位涨得厉害，抗日军政大学便把操场搬到了河滩。课间休息时，总有几个女学员挽起裤脚唱起信天游，清亮的歌声顺流而下，从河东岸一直传到枣园。十三岁的王新兰也在其中，她个头不高，却最爱抬头放声，宛如一只刚学飞的百灵。
同学们只知道这个川妹子嗓音甜，其实她的来路颇有曲折。时间拨回1937年秋，山西荣阳镇遭大雨，道路塌方，正在赶往延安的王新兰被困在八路军总部。那天傍晚，草地成了临时舞台，一群姑娘跳舞取乐，围观的战士越聚越多。萧华在人群外静静看了一会儿，突然提议再来一曲，他眼睛里闪着光——后来他回忆，那一刻就像战场遇见信号弹，轰地把心照亮。
短短几日，散步、吹口琴、讲故事，年轻的政委已经筹划告白，却发现小姑娘对情爱全无概念。萧华犯难，干脆去找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求援”。罗荣桓笑着点头，“你去前线，她去延安，再不表态，可就失之交臂。”于是，一场半正式的“面谈”在主任办公室上演。
罗荣桓开门见山：“你爱萧华吗？”小姑娘愣住，双手揪着军装下摆，支吾半天，说不清“爱”与“不爱”。罗荣桓见状不逼，只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到延安后别轻易换对象；二是学成必须回115师。王新兰红着脸点头，战争年代，一句承诺已重若千斤。
不到两天，路修通了。送行前夜，萧华抱来一卷丝绵被，神情局促。“延安冷，别冻着。”说完转身便走。王新兰望着背影，第一次感觉胸口发烫，好像跑步喘不上气。
延安的学习节奏紧凑，白天训练，晚上听课。罗瑞卿收到萧华的信，悄悄叮嘱教育长多照顾这个“小报务员”。王新兰自知肩上的担子，于是拼命学，报务、英语、电机原理一样不落。半年后提前毕业，被分配到新华总社国际新闻台。键盘敲击声中，她常想起荣阳镇的夜色——那时的自己只顾着吹口琴，不晓得有人在旁边低头偷偷记旋律。
1939年春末的一天，延河岸边晚风柔软。几个姑娘下班后即兴对唱，恰逢毛泽东散步经过。老人家停下脚步，侧耳听完一曲，问随行警卫：“哪来的小百灵？”叶子龙凑过去悄声回答，并特别提到“她是萧华的小女友”。毛泽东笑了，招手让她们过来，随口问了几句，又半开玩笑地说：“萧华要去渤海，那边离朝鲜不远，小心被朝鲜姑娘抢走，你去不去？”短短一句打趣，却在场的人都听出三分认真。王新兰脸腾地热了，低声回：“愿意去。”
当天夜里，延安电台发出密电，内容极简：延后启程，待人同行。萧华收电，复报的第一句是：“国难当头，个人暂置其次。”然而，他在电码后偷偷加了三个字母——N·L·X，意为“NewLanXin”，是二人名字首字母的并列。军中熟悉密码的人心照不宣，没人拆穿。
打通延安至渤海的路并不轻松。日伪封锁线像密网，王新兰随交通队绕行晋东、冀南，三次钻山地，四次夜渡河，走了整整十五个月。其间她染上疟疾，又一度在顺德山区陷入包围，好在熟练的电台技术救了命，短波一响，根据地立即派人接应。
1940年仲秋，山东莒南县一座普通农舍里，警卫员见她提包进院，立正敬礼：“照片里见过您。”王新兰的脸再次飞红。片刻后，院门处传来马蹄声，萧华翻身下马，扬尘未落，人已跨进门槛。“新兰！”一句呼唤，替代了所有寒暄。他们就在炕桌前摆了几只粗瓷碗，用高粱酒对面一碰，算完成婚礼。彼时萧华23岁，王新兰16岁，战争不允许铺张，连“结婚证”都是自己写的誓词：同甘共苦，死生相随。
从此，战地通讯室里多了一对忙碌的身影。萧华1940年底升任115师政治部主任，王新兰则成了政治部新闻电报报务主任。兵荒马乱，夫妻聚少离多，前线号手说：“一听‘嘀嘀嗒嗒’，就知道主任夫人又在通宵发报。”有人取笑萧华娶了“娃娃亲”，他哈哈一笑：“娃娃长得快，你们拦得住？”
抗战后期，两人随部辗转鲁南、苏北，先后经历小沙东集战斗、鲁南反扫荡等恶仗。萧华伤病缠身，王新兰把药片掰成两半，一半藏口袋随时喂夫君。1943年鲁南疟疾流行，她顶着高烧坚持值班，桌上电码纸被汗水浸得卷翘，却没出现一次差错，连外国记者都啧啧称奇。
解放战争打响，萧华调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妻子又带着电台跟进前线，多年磨炼使她判断前沿态势极准，有时一个坐标误差不过百米。部队里流传一句“萧主任下达命令，王主任校对时间”，是半调侃更是敬服。
新中国成立后，萧华进入总政工作，王新兰转入总政治部干部部。两人一直保持战场简朴作风，住大杂院，自己洗衣补衣。1960年代初，友人提醒他们可以申请宽敞住房，萧华摆摆手：“房子好坏，挡不住冷暖；人心靠拢，就不怕寒暑。”
回看这段因暴雨、口琴与电报串成的姻缘，不得不说命运给了他们考验，也给了他们答案。硝烟纷飞的岁月里，承诺不是玫瑰，不是戒指，只是一条丝绵被、一组跳动的电码和一句“愿意去”。战争终会停歇，但那组电码的节奏，依旧在许多老兵耳边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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