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清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枪声终于停了。提篮桥监狱的铁门外，一支人民解放军警卫分队换岗，无声的交接预示着上海易帜。阴暗的女监里，62岁的陈璧君靠着水泥墙，自言自语：“我知道，轮到我了。”
这座号称“远东第一监狱”的灰墙，第一次迎来红色旗帜。接收办事人员登记录取时，给陈璧君贴了编号20304。有人轻声提醒她签字，她抬眼冷冷一句：“记录吧，不必叫我夫人。”语气强硬，神色却疲惫。值得一提的是，此刻的她已经做好死的准备。
光阴倒回到1945年8月2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仅十天，南京国民政府即下达逮捕令。江苏高等法院半年后判她无期徒刑。庭审现场，她面带轻蔑，不屑辩护律师的劝告，反而振振有词：“沦陷区本就不属重庆，何来卖国？”诡辩立场，引来公愤。
接着是1949年2月。蒋介石迁都广州，孙科决定将原在狮子口服刑的无期犯人转押上海。陈璧君随同北上，一路沉默。同行狱警回忆，她只是反复念叨：“我欠汪先生一个交代。”一句话，道尽她的人生执念。
新政权接管后，如何处置“头号女汉奸”成为敏感议题。宋庆龄、何香凝听取周恩来通报，随即进中南海。会议室里，宋庆龄放下茶杯，语气平稳却坚定：“陈璧君毕竟是协从，她若肯认错，应给改过机会。”毛泽东点头：“政治影响要考量，认错即可特赦。”
当晚，两位女士联名写信。信里简短提及旧党人相识往事，字里行间带着真切劝慰：“能屈能伸，才识时务。”信送到号房，陈璧君默读片刻，笑意淡淡：“我无罪，何来悔过？还是牢里清净。”几句话，推翻旁人苦心。
拒绝认错并不意味着立刻遭处决。新中国的监狱管理讲究政策感化。医护人员为她量血压、配低盐餐。监区允许子女通信，她最小的女儿寄来棉袜。身边警卫记得她初入院时斥人呼名，后来则学会说“谢谢”。细节虽小，态度微妙地松动。
疾病是不可忽视的催化剂。陈璧君长期高血压、胆结石，1952年住院193天。医生每日巡房，护士递上温水，她偶尔感慨：“以前在香港看病，可没人管我吃什么。”不服输的她开始翻《解放日报》，先读社会新闻，再看文艺副刊，最后甚至批注句子。“报纸给我光亮。”她对值班队长这样说。
1954年春，她首次主动提出“想去农场劳动”。狱政处评估后婉拒，理由是身体条件不允许。虽然未能成行，却展现出观念转折。与此同时，她希望重新审判，以人民法院的判决取代旧政权的裁定，这一点颇出人意料。有人分析，她在意历史评价胜过生死。
时间来到1959年6月。陈璧君病重住进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医院，呼吸急促，心电监护滴答响。弥留前夕，写信交代后事：“盼我身躯供医学研究。”院方征询家属，因当时条件所限未能实现，只得火化。骨灰被子女撒向香港外海，潮声翻卷，旧时代的尘埃就此飘散。
回看陈璧君自称“情愿监狱度余生”的选择，她并非单纯求生，而是执意固守对汪精卫路线的理解。对很多人而言，错不在坚守，而在方向。宋庆龄、何香凝当年的一封信，落在她手中却化作白纸。认错与否之争，终结于病榻。政治、信仰、命运，在冷静的政策与人道面前，呈现出复杂而微妙的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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