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死了,在河南自杀了!”

1995年,律师马军在见到褚时健时,这个曾经在云南呼风唤雨的“烟王”,拉着他的手放声大哭。

就在几个月前,他还站在权力的巅峰,手里的红塔山集团一年给国家交的税,能造一艘航空母舰,可转眼间,女儿自杀,妻子入狱,自己成了阶下囚。

谁也没想到,从巅峰跌落到地狱,只需要这一封举报信的时间。而那个时候,在几百公里外的贵州,另一个叫季克良的男人,正端着酒杯,眉头紧锁地盯着手里那杯浑浊的液体。

这两个人,一个在监狱门口徘徊,一个在酒缸边死磕,却在几十年后,活成了中国商业史上最硬的两个符号。

01

一手烂牌,怎么打?

把时钟拨回到1979年。

51岁的褚时健站在玉溪卷烟厂的大门口,心里估计也是凉了半截。

这哪是什么工厂啊,简直就是个烂摊子。满地的烟叶没人收拾,机器也是别人淘汰下来的二手货,工人们懒懒散散,甚至还在厂区里养鸡。

就这么个破地方,上面派他来当厂长。换做别人,可能早就想着怎么混日子或者申请调离了。

但褚时健偏不。

这个在糖厂干过、在农场待过的男人,骨子里就有股子狠劲。他二话不说,直接干了两件事:第一,整顿纪律,谁不好好干就走人;第二,借钱买设备。

你知道那时候借钱多难吗?他硬是顶着压力,抵押了全部身家,引进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卷烟设备。

就这么一折腾,玉溪卷烟厂那死气沉沉的烟囱,终于开始冒起了黑烟。

而就在褚时健在云南拼命的时候,贵州茅台镇,一个叫季克良的年轻人,日子过得比他还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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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64年,季克良25岁。

他是无锡轻工学院的高材生,那个年代的大学生,那是真正的天之骄子。结果呢?一纸调令,把他分到了贵州大山沟里的茅台酒厂

从遵义坐车到茅台,足足颠簸了三天。到了地方一看,季克良傻眼了。

偌大一个“国酒”厂,年产量才220吨,账面上亏损了84万。

这还不算完,他住的地方旁边就是猪圈,晚上睡觉能听见猪叫,猪仔满地跑,白天干活得跟工人一起扛麻袋。工人们看他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背地里都说:“这书呆子能干啥?也就是来镀个金。”

谁也没想到,这个“书呆子”,后来会在这个山沟沟里,一待就是一辈子。

这两个人,一个拿到了烂牌,一个拿到了死牌。但他们都没掀桌子,而是默默地把袖子挽了起来。

02

一个疯狂印钞,一个拼命喝酒

褚时健在玉溪干了一件那个时代没人敢干的事儿。

他发现烟不好抽,根源在烟叶。于是,他把手伸到了烟田里,建立了著名的“第一车间”,把烟农当成了自家的员工,手把手教他们怎么种烟,还给高价收购。

烟农高兴了,烟叶质量上去了,红塔山的口感一下子就变了。

紧接着,红塔山火了。

火到什么程度?那个年代,你要是能从兜里掏出一包红塔山,那面子比现在的茅台还大。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褚时健开启了他的“印钞机”模式。

玉溪卷烟厂的利税,从几千万,变成几个亿,再到几百个亿。

在他在任的这18年里,红塔集团一共给国家上缴了1400亿的利税。

1400亿是什么概念?

按当时的物价,这笔钱足够把全中国的路都修一遍。褚时健成了那个时代的“财神爷”,走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风光无限。

而另一边的季克良,却还在酒缸边上跟自己较劲。

他发现茅台酒的产量上不去,是因为发酵有问题,有个叫“掉排”的毛病一直治不好。为了搞清楚这事儿,他干脆搬到了酒窖旁边住,跟工人同吃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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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来是个滴酒不沾的人,但为了分辨酒的好坏,他开始逼着自己喝。

早上喝,中午喝,晚上还喝。

不是那种抿一口尝尝味道,而是真往肚子里咽。因为只有喝下去,才能感觉到酒体的回味和身体的反应。

这一喝,就是几十年。

有人算过一笔账,季克良这辈子,光是为了尝酒,就喝掉了整整2吨茅台。

2吨啊,那是多少人的酒量?

就靠着这种笨办法,季克良硬是把茅台的产量从220吨,干到了后来的上万吨。他解决了那个困扰茅台多年的技术难题,把一个作坊式的小厂,慢慢打磨成了一个现代化的企业。

这两人,一个在云南疯狂赚钱,一个在贵州拼命喝酒。

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们骨子里都有一种东西,叫“痴”。

03

最狠的耳光,最痛的别离

可是,生活这编剧,最喜欢在最高潮的时候给你来个急刹车。

1995年,一封匿名举报信,终结了褚时健的神话。

调查组进驻红塔集团,褚时健被隔离审查。他的妻子马静芬和女儿褚映群,也被关进了河南洛阳的监狱。

就在他被关押期间,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了。

他的女儿褚映群,因为受不了狱中的压力,在河南的监狱里,绝望地自杀了。

当律师把这个消息告诉褚时健的时候,这个在商场上杀伐果断的硬汉,当场就崩溃了。

他在律师面前哭得像个孩子,一边哭一边喊:“是我害了姑娘,是我害了她啊!我要是早点退休,姑娘就不会有今天!”

那是褚时健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这一年,他67岁。

原本应该是含饴弄孙的年纪,他却失去了女儿,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一切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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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判决下来了:无期徒刑。

从“烟草大王”到阶下囚,这种落差,足以摧毁任何一个人的意志。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褚时健这辈子,完了。

就在褚时健在铁窗里数日子的时候,季克良却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

2003年,茅台酒年产量首次突破一万吨。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数字。

那天,季克良站在巨大的酒库前,眼里泛着泪光。为了这一万吨,他头发白了,背也驼了,那2吨酒没白喝。

命运就是这么荒诞。

一个把企业做到了亚洲第一,却因为体制和时代的错位,成了罪人;一个在深山里默默坚守,终于熬出了头,成了国酒掌门人。

这时候再看这两个人,真让人唏嘘不已。

你说褚时健贪吗?法院认定他贪污了174万美元。

可你要知道,他给国家赚了1400亿啊。而且,在他那个位置上,只要他稍微松松手,哪怕是漏点指缝里的灰,也不止这个数。

玉溪的老百姓不干了,甚至有人说:“他拿了多少?我们凑钱给他补上!”

这话听着糙,但理不糙。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04

75岁,不仅没死,还疯了

所有人都以为褚时健会死在牢里,或者出来后变成一个混吃等死的老头。

毕竟,他已经70多岁了,身体还有严重的糖尿病。

2002年,因为身体原因,褚时健被获准保外就医。

回到家,看着满屋子的落寞,看着女儿的遗照,这个老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决定:

“我要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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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他不搞烟了,他要种橙子。

亲戚朋友都劝他:“老褚啊,你都75岁了,橙子树挂果得好几年,你等得到那天吗?”

这话虽然难听,但是大实话。

但褚时健是谁?他是那个能把烂烟厂搞成世界第五的狠人。

他借了钱,包下了哀牢山的几千亩荒地,带着老伴马静芬,再一次钻进了泥土里。

这一种,又是十年。

他像当年管烟厂一样管橙子树。每一棵树留多少叶子,剪多少枝条,用什么肥料,他都有严格的标准。

他不怎么说话,每天就在山上转悠,累了就睡在工棚里,下雨天也戴着草帽在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

有人去山上看他,问他图什么。

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我闲不住。”

这哪是闲不住啊,这是在跟命争一口气。他要证明,就算没有了红塔山的牌子,没有了那些光环,他褚时健,依然是褚时健。

2012年,“褚橙”上市。

瞬间被抢光。

人们吃的是橙子吗?不,吃的是那种“打不死”的精神。

那个曾经的阶下囚,那个失去了女儿的老人,在84岁的高龄,再一次站成了亿万富翁。

而此时的季克良,也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

他把茅台交到了继任者手里,留下了一个市值万亿的庞然大物。

但他还是习惯每天去车间转转,闻闻酒糟的味道。他说,离开这个味道,他睡不着觉。

05

最后的一杯酒

2016年,在一次企业家的聚会上,两个老头终于相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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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88岁的褚时健和77岁的季克良坐在一起。

镜头记录下了那一刻。

两个满头白发的老人,手握在了一起。季克良喊了一声:“老大哥!”

他们没有说太多的话,但那个眼神,彼此都懂。

一个是把烟草做到了极致,一个是把白酒做到了极致。

一个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从云端跌落泥潭又爬了起来;一个在一条道上走到黑,用笨功夫磨出了大成就。

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异类,也是那个时代的脊梁。

看着这两个老人,你不得不承认,有些东西,是写在骨子里的。

不是因为他们赚了多少钱,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大的名气。

而是因为,在面对那个操蛋的命运时,他们没有跪下,而是狠狠地给了它一耳光。

褚时健走了,季克良也老了。

但他们留下的故事,比那1400亿的税收,比那2吨的茅台酒,都要劲道得多。

这才是中国企业家的底色。

不论是面对牢狱之灾,还是面对几十年如一日的枯燥,他们都证明了一件事:

只要你不认输,就没有什么能把你打趴下。

这杯酒,敬他们。

结语

那时候的人,真像是一块石头,硬得让人牙疼,但也真得让人心热。

想想现在,咱们稍微遇点挫折就喊着要“躺平”,看看这二位爷,75岁还在山上种树,25岁能在猪圈边上睡觉,咱们这点事儿,算个屁啊。

这世上哪有什么随随便便的成功,不过都是含着泪,把那口苦水硬生生吞下去,然后笑着对生活说一句:“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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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二位,把这辈子活透了,也给咱们活了个样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