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8月，香港启德机场的贵宾通道里闪光灯此起彼伏。李小龙刚从洛杉矶飞抵，手提旅行袋，步幅依旧干脆利落，但很少人注意到，他每隔几分钟就轻轻揉一下太阳穴。陪同人员回忆，那趟航班落地前二十分钟，李小龙在座位上闭目良久，口中低声嘟囔了几句英文，“too noisy…too many eyes”。当时众人以为他只是旅途劳顿，谁都没往精神层面联想。
进入1973年，李小龙的行程被各种合同塞满：清晨体能训练，上午剧本讨论，午后配音，傍晚采访，深夜再回到健身房。朋友统计，他那年平均每天只睡四小时。5月10日的录音室休克只是第一次警报，当时甘露醇降压后他很快清醒，还冲工作人员挤出一个笑，“我没事”。短短三个字让所有担忧就此打住，外界只得到一句官方解释：轻微中暑。
休养尚未结束，他就拉着团队赶往九龙塘拍《死亡游戏》的试镜。化妆师回忆，李小龙那天情绪明显起伏不定，前一秒神采飞扬，下一秒却用毛巾裹住头一个人躲到角落。摄影助理好奇问他是不是灯光太强，李小龙没抬头，低声回了句“quiet”。这类反常的小插曲越来越频繁，却被繁忙的进度表一再掩盖。
6月中旬，华纳公司寄来《龙争虎斗》首映资料，盛邀主角赴美宣传。琳达收拾行李时发现丈夫的日记本，扉页写着一句话——“我在追赶影子，影子也在追赶我”。她心里一沉，却没拆穿，只把那本笔记锁进抽屉。几天后，他们飞往洛杉矶做身体评估，接诊的是加州大学医学院的威尔森医生，恰巧也是李小龙影迷。威尔森详细询问近半年状况，得知李小龙经常头痛、失眠、易怒、偶有幻听，初步判定为精神分裂前兆。他建议立刻减压并服用氯丙嗪等药物。
李小龙当场拒绝药物控制，“功夫靠身体吃饭，我不能迟钝”。威尔森只得用影迷的口吻劝道：“Bruce，拳脚快不代表脑子不能休息。”这个半开玩笑的劝诫最终没有改变他的决定。检查报告仍被带回香港，结果封在文件袋里，圈内极少人知情。也正因此，洛杉矶那位“医生影迷”的判断直到李小龙过世才见报，引发轩然大波。
7月20日下午，李小龙驱车前往何冠昌寓所商议剧本。傍晚六点左右，他头痛复发，服下止痛药后躺在卧室稍作休息。八点多，房主上楼叫他吃饭，却发现他昏迷不醒。救护车在十一点前将其送到伊丽莎白医院，途中无自主呼吸，心电图呈直线。抢救失败，医院于同日23时15分宣布死亡，年仅三十二岁。
第二天，港府卫生署发布死因调查初步报告，列明“脑水肿、死因未明”。同一时间，远在洛杉矶的威尔森看到电讯，给港媒发去一封传真，直言李小龙已持续精神分裂症状接近十二个月，长时间高压训练与药物反应极可能诱发癫痫样发作，引起脑组织快速水肿而猝亡。这份传真成为后来“精神分裂病史”说法的源头。
港岛舆论瞬间炸开。影迷无法接受偶像与精神疾病挂钩，几家报纸连推特刊质疑美国医生危言耸听；而一些与李小龙有过合作摩擦的人，却拿此说法解释他此前的“暴躁、失礼”。真相难以一锤定音，但几个细节耐人寻味：其一，病历中确实记录了抗精神病药的处方；其二，琳达事后承认最近一年李小龙常抱怨“有人监视”；其三，邹文怀在法庭上提到，李小龙死前最后一句清醒的话是“别关灯”，可屋里灯并没熄。
吊唁那天，九龙殡仪馆内高悬蓝色挽幛，来客超两万。排队影迷中不乏从东南亚赶来的华侨，有人哭到脱力，也有人悄悄议论那张传真是真是假。花坛旁立着一只黑框木牌，上书“艺海星沉”，而后面的小字却是英文“Rest in stillness”。或许正暗合威尔森的诊断——只有静止，才能止息那场漫长的精神风暴。
李小龙去世后，《龙争虎斗》如期在8月24日首映，票房飙升至当年北美第二。片尾出现“献给李小龙”字样，全场起立鼓掌足足两分钟。对于观众来说，银幕里的他仍旧刀光拳影、雷霆万钧；对医疗记录而言，他的神经系统早已不堪重负。两条叙事线并行不悖，却在1973年7月20日戛然而止。
如今回看当年的医疗档案，可见“精神分裂倾向”几个字旁有一道粗粗的红线，应该是医生下笔时的提醒。然而那道提醒没能阻止悲剧发生。李小龙的身影定格在32岁，关于病史的争议却延续半个世纪，无数研究者、影迷和医生仍在寻找更确凿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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