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太地区安全格局深刻演变、大国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日本正以实现“国家正常化”和“积极和平主义”为借口，通过连续大幅增加防卫预算、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系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以及深度融入美国领导的联盟军事体系等举措，将其防卫政策从战后“基础防卫”框架转向谋求“攻防兼备”的“战略性防务”。这一变化不仅体现在武器装备的远程化和进攻性调配上，更深刻反映在其作战构想、力量部署与同盟战略的全面转型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就安保法中的“存亡危机事态”发表涉台错误言论，表示将可能动用防务力量来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践踏二战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随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视察琉球群岛一处自卫队基地时，宣布将在该基地部署中程防空导弹，使得自卫队的行动范围与作战能力远远加超出本土及周边防卫需求，对地区安全态势与战略稳定构成系统性、长远性冲击的一面也更加凸显。
战后日本国防体系的复活
日本现代国防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始于“零武装”，在外部压力和内部驱动因素共同作用之下，逐步“复活”并且不断突破上限的漫长进程。这一进程根植于二战日本战败后被强制解除武装的历史起点，并在冷战格局、日美同盟需求以及日本国内保守政治势力追求“正常国家”地位的三重动力下逐步实现，核心轨迹是从对法律与组织的彻底否定起步，历经由朝鲜战争催生的“警察预备队”过渡阶段，到依托日美同盟正式组建“自卫队”并确立“专守防卫”原则，再到冷战后通过一系列渐进式的政策调整，不断侵蚀地理范围、能力性质和法律限制边界，最终为当前以“反击能力”为核心的“进攻性”跃升铺平道路。
战后初期，日本的国家武装被彻底否定与解除。当时，根据《波茨坦公告》及美国的占领政策，日本帝国陆海军被解散，军事机构被废除，军工生产体系被系统性拆解，并被禁止保留任何攻击性武装力量。1947年《日本国宪法》生效，其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把利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军、海军、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从而在国家根本法层面确立了“和平主义”基石。这一时期，日本防卫完全依赖美军，其国防体系处于实质性的“真空”状态。这种制度设计旨在塑造一个“非军事化”的国家，从根本上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生。
然而，随着冷战的开启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的对日政策发生根本逆转。为了打造东亚“反共堡垒”并填补美军力量空缺，美国开始推动日本重新武装。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指令下，日本成立了“警察预备队”，迈出重建武装力量的关键一步。1954年，在《日美相互防卫援助协定》框架下，日本颁布《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正式成立陆海空自卫队，并通过政府解释将其定义为“必要最小限度的自卫武力”，这就使得日本在宪法约束与安保需求之间找到了重建与存续军事力量的空间，初步构筑起“专守防卫”的框架。此后数十年，日本自卫队的规模与装备在日美同盟内稳步提升，但总体上被限定于本土及周边防御范畴，并长期遵循武器出口禁令、防卫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不得超过1%等具体限制。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环境变化及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加速，“专守防卫”原则被不断掏空。日本以应对“朝鲜核导威胁”及“中国军力发展”为由，通过一系列法律、政策的调整，系统性地拓展防卫能力边界，包括2014年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大幅放宽军备输出；2015年通过“新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允许在本土未受到攻击时帮助盟国行使武力。这些“切香肠”式的突破使得日本自卫队的任务性质从纯粹的国土防御逐步转向海外干预、主动威慑和协同进攻，完成了从只持“盾”到兼具“矛”的能力与法律准备。
自卫队转型不断加快
2022年12月，日本政府正式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文件，明确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正式写入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即“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目标，标志着其防卫政策进入以“根本强化防卫力”为目标的战略性跃升新阶段。在此文件纲领的指导下，日本自卫队以全方位、体系化的方式加紧进行改革转型，内容深度覆盖编制体制、武器装备、指挥协同及前沿军事技术等多个维度，核心目标是构建一支具备跨域协同、远程精确打击和主动干预能力的现代化军事联合力量。
目前日本自卫队的编制为24.7万人，但并未满编，陆上自卫队实有约15万人、海上自卫队约4.5万人、航空自卫队约4.7万人，此外还有约5.6万人的预备役力量。日本自卫队的总兵力数量在东亚地区不算庞大，但体现出“质量优于数量”的建军思想。近年来，日本自卫队采取一系列编制体制改革的措施，试图在保持精干特点的同时向“高效”转型。例如，陆上自卫队已完成七支岸舰导弹联队的组建工作，并配备了12式改进型反舰导弹，形成对日本全域及其周边重要水道的火力网覆盖。陆上自卫队还对西南方向的兵力部署进行重点强化，不仅将驻守冲绳的第15旅团升级为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机动旅团，也在与那国岛、宫古岛、石垣岛等前沿岛屿部署了警备部队和导弹单位。海上自卫队废除了原有的“护卫舰队”“护卫队群”等带有“护卫”字样的部队名称，取而代之以新创建的“水上舰队”和“水上战群”，并通过优化人员结构和专业化培训，重点提升舰艇人员专业素养。航空自卫队则加速组建并部署F-35B隐身战斗机中队，并以此为核心整合海上与陆上力量，加紧进行F-35飞行员、海上自卫队舰员以及陆上自卫队“水陆机动团”之间的跨军种协同训练，构建一体化的两栖作战与远程打击能力，同时不断优化飞行员与地勤人员比例，形成相对合理的人力资源结构。
在武器装备层面，日本自卫队超越传统防御范畴，积极谋求远程纵深打击与远洋进攻性作战能力。陆上自卫队重点强化西南方向的“要塞化”部署， 在奄美大岛、宫古岛、石垣岛等前沿岛屿新建驻屯地，部署12式改进型反舰导弹（射程提升至1000公里）及中程防空导弹，并将驻冲绳部队升级为机动旅团，还计划在2026年完成高超音速导弹部署，以实现远程打击能力的突破性发展。海上自卫队重点打造以准航母与先进潜艇为主体的突击平台，目前已完成“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的航母化改装，使该型战舰能够搭载F-35B垂直起降战斗机。该级舰满载排水量约为2.6万吨，最高航速可达30节。海上自卫队最新型的“大鲸”级及部分后期建造的“苍龙”级潜艇均采用先进的锂离子电池技术，水下续航时间和静音性能显著提升。“大鲸”级潜艇标准排水量约3000吨 ，水下最高速度可达20节。这些体现了日本在大型水面舰艇吨位、高速机动性以及潜艇隐蔽突防能力方面的技术追求。航空自卫队的装备现代化进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速推进F-35机队建设，计划到2030年拥有105架F-35A和42架F-35B隐身战斗机；二是对现役的98架F-15J进行“日本超级拦截机”升级，通过整合AGM-158B隐身巡航导弹，延长这批老旧机型的服役寿命，确保对制空权的控制并拓展多维度打击手段。
指挥机制上，加紧进行联合作战体系的革新与融合。2025年3月，日本防卫省成立了统合作战司令部，旨在通过整合原本分散在陆海空各自卫队的指挥职能，解决长期存在的各军种各自为政、协同不畅的问题，实现作战指挥一元化。2025年10月，统合作战司令部在联合演习中成功指挥了5.8万人参与跨域作战，首次实现与驻日美军天基预警系统的实时数据交换，不仅检验了新指挥体制的运行效率，展示了其初步形成的联合指挥能力，也为后续指挥机制优化提供了经验。此外，日本对战区层面的指挥体系也进行了整合。例如，在西南方向成立了联合任务部队，统一指挥驻冲绳的陆自第15旅团、海自佐世保地方队的舰艇及空自那霸基地的航空力量，并于2025年4月组建由陆上自卫官负责的“海上运输群”，以满足陆上自卫队在小型离岛上存在分散部署和持续运输补给的需求，同时弥补海自人员的长期短缺，从而更有效地应对突发情况，提高快速反应能力。日本自卫队还大力推进指挥系统的信息化建设，于2023年启动构建“中央云”系统以整合陆海空自卫队分散的指挥控制系统，实现内部数据共享，并计划在2027年前实现指挥系统从师团级到单兵作战平台的数字化联通。上述计划若得以顺利实施，将显著增强日本自卫队的联合指挥控制、分布式作战以及持续作战等能力，同时也为未来的智能化作战奠定基础。
与此同时，日本持续加大在前沿技术研发领域的投入力度，计划2023～2027财年投入约3.5万亿日元研发预算，重点聚焦智能无人集群、卫星星座以及太空、定向能、高超音速等新兴领域，以期获得“防区外打击”和“颠覆性”作战能力。2025财年日本投入2832亿日元用于建设卫星星座系统，通过多颗小型卫星组网，实现对军舰和导弹的探测追踪，并计划在2027年前部署十颗分辨率0.3米的光学与雷达成像卫星，以提升自主侦察、导航和通信能力，为远程精确打击提供关键支持。日本计划在2026年前部署高超音速滑翔弹头，2030年前完成超燃冲压发动机技术的实用化，从而获得突破现有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形成由近及远的打击体系，大幅提升战略威慑水平。日本于2025年成功试飞了“无人僚机”原型机，其“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技术进入实机测试阶段，并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与F-15J的有人—无人编队作战，以在显著降低飞行员安全风险的同时拓展战机作战半径和态势感知能力。
日本在推进自卫队全方位转型的过程中，通过语义模糊、定义重构与军民融合等“隐形突破”方式，采取以“技术性表述”和“功能性包装”为内核的策略性操作，系统性地为其能力扩张扫清国内法律与国际舆论障碍，规避直接修宪可能引发的激烈反弹。例如，在装备定义上，刻意采用具有伪装性的非攻击性术语，包括将可搭载F-35B战机、实质具备远洋力量投送能力的“出云”级舰船称为“直升机驱逐舰”，以规避宪法对“攻击型航母”的禁令；把射程远超自卫需求、可覆盖他国纵深的导弹命名为“反舰导弹”或“岛屿防卫用弹药”，掩盖其对陆攻击的进攻实质；在潜艇技术上以提升“静音性”和“续航力”为名，持续推进可与核动力技术相兼容的先进系统研发，为未来潜在的战略选项埋下伏笔。日本还广泛开展“军民两用”技术开发，使民用企业成为国防供应链的隐藏支柱，既降低了军事化进程的政治能见度，也为可能的战时动员奠定基础。
近年来，日本自卫队超越传统防御范畴，积极谋求远程纵深打击与远洋进攻性作战能力。图为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三隈”号。
防卫重心向西南方向倾斜
日本的军事基地体系在《美日安保条约》框架下形成，是其防卫力量进行空间投射与前沿部署的物质基础。冷战时期至冷战后初期，日本的军事基地布局具有明显的“北重南轻”特点，主要应对苏联（俄罗斯）与朝鲜半岛方向的“威胁”。具体而言，北部方向（北海道及东北地区）集中部署陆上自卫队重装师团及防空部队，以应对北方领土及日本海方向的“威胁”；中部方向（关东、中部地区）作为政治经济中枢，聚集了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等最高指挥机构，以及横须贺、佐世保等大型海军母港和主力航空基地，承担指挥控制与战略机动核心功能；西部方向（九州）及冲绳则构成应对朝鲜半岛方向事态的次级前沿，驻有一定海空力量；西南方向（先岛群岛等）的军力部署则长期薄弱，存在所谓“空白地域”。在这一时期，自卫队基地与美军基地在功能上也有明确分工，地理上交错共存，共同服务于“专守防卫”下的本土防卫目标。
近年来，伴随着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激进调整，日本的军事基地体系也在进行根本性的重构，布局与功能日益呈现出“全域存在、重点突出、纵深配置、日美融合”的鲜明特征，并正经历着防卫重心从北部、西部向西南方向的急剧倾斜，整体功能则从静态“本土防御据点”向动态“前沿威慑与反击枢纽”快速转型，主要表现为全力强化西南方向的军事存在，以应对台海与东海方向的“安全威胁”。
前文提到的在奄美大岛（琉球群岛一部分，距中国台湾约900公里）、宫古岛（宫古列岛主岛，位于琉球群岛西南部，距台湾不到400公里）、石垣岛（位于琉球列岛八重山群岛的南方，距台湾不到300公里）等岛屿部署的改进型岸舰导弹和中程防空导弹，射程不仅覆盖宫古海峡等关键水道，更具备对陆上纵深目标的潜在打击能力。
冲绳那霸基地距中国浙江省最近处约600公里，距中国钓鱼岛约400公里，现为日本陆海空自卫队混驻的综合性军事基地，在日本军事基地体系中发挥着核心枢纽作用，正不断强化航空力量，并计划部署远程防区外导弹。同时，美军将海军陆战队濒海作战团、陆军多域特遣部队等新型作战单元优先部署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尤其是冲绳等西南前沿，聚焦离岛防御与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将日本本土和离岛变成美军“第一岛链”作战体系的关键支点。这种深度融合使得日本自卫队在情报、监视、侦察乃至打击链条上都能与美军实现高效协同，获得了远超其自身实力的体系化干预能力。
与之相应，北部与中部基地的功能也向支援西南方向机动、作战与后勤保障转型，从而将日本全境基地打造成一个高度一体化、弹性分散且具备强大前沿攻击能力的力量体系，为未来防卫力量开展军事行动提供有力的“要塞”支持。
2025年12月7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访问日本，在东京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晤。图为二人共同观看日本自卫队12式改进型反舰导弹展示。
日益增强的同盟“力量倍增”效应
日本防卫力量的“进攻性”提升，遵循“自主建设”与“借力同盟”的双重路径。日本通过将自身防务力量深度嵌入美国主导的地区军事网络，并积极构建多层次“小多边”安全合作，弥补其在远程打击、力量投送和全球态势感知等方面的固有短板，将外部同盟力量转化为支撑其战略进取、扩大地区影响力的核心依托。因此，深化并利用以日美同盟为核心、辐射多边的安全合作体系，被视为实现日本自卫队“力量倍增”的关键战略。
作为日本对外战略的基石，日美同盟的形态与内涵已发生了本质变化，从原来的美国单向提供保护向联合进行前沿部署与主动干预演变。近年，美国为推进“印太战略”，持续加大对日本军事松绑的支持力度。2024年美日大幅更新《美日安保条约》，将双边关系从“美主日从”的防御性同盟升级为“攻守兼备”的军事同盟，同盟行动范围与协同水平达到新高，日本则顺势将“反击能力”写入国策。2025年日本斥资2052亿日元采购F-35战斗机，同时也向美国出口航空自卫队现役“爱国者-3”防空导弹，这种双向深度融合使得日本自卫队能与美军实现更高层次的互操作，从而实质性地提升了其体系作战能力。
日本还与美国互相配合，积极编织机制化、多层次的“日美+”安全合作网络，以实现同盟体系的辐射与拓展。其中，“日美+韩”合作确立了年度领导人会议等机制，重点推进导弹预警信息实时共享、定期联合军演及供应链安全协作。“日美+菲”合作聚焦于南海联合巡航、国防装备技术转让及海域态势感知，针对性日益增强。“日美+澳”合作致力于深化后方支援与联合训练，特别是美国于2024年完成澳大利亚廷德尔空军基地和达尔文海军基地改造升级后，日本基地成为支撑美军在“第二岛链”持久作战的后方枢纽。日本还计划派遣自卫队员与美澳开展联训，推动日美澳三边军事合作实战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日本也在积极推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向务实安全合作领域延伸。这种有选择的“小多边”网络化合作，使日本能够协助美国针对特定地域或安全议题灵活组合联盟力量，形成集团性优势，从而在传统军事领域及太空、网络等新兴战略领域同步扩大自身影响力和行动自由度。
没有核武器的“准核国”
在核领域，日本处于一个极其特殊且敏感的战略位置：它既是公开承诺“无核三原则”（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同时又是一个拥有尖端核技术潜力、大量武器级核材料库存并处于美国“核保护伞”严密庇护下的“准核武国家”。这种双重身份与战略模糊属性，使日本成为地区核不扩散体系中的最不稳定因素之一。
目前，日本的核能力实质建立在“延伸威慑”与“潜在能力”两大支柱上。一方面，日本通过《美日安保条约》及一系列防务安排，被明确纳入美国“核保护伞”之下，享受美国提供的战略核威慑红利，从而避免了自主拥核带来的巨大政治、外交与安全成本。另一方面，日本拥有世界顶尖的民用核能技术与完整的核燃料循环能力，包括铀浓缩和乏燃料后处理能力，所储备的核材料足以制造大量核弹头，并具有比较成熟的运载火箭与航天技术，从纯技术角度看具备在较短时间内制造出实用化核武器的潜在能力。这种“可随时制造但选择不制造”的状态，构成了其“核门槛国家”或“准核国家”的本质特征。
随着整体安全战略转向进攻性，日本核姿态的微妙平衡正面临严峻冲击，其国内关于调整核政策的辩论日趋公开。有部分保守政治势力和学者公然鼓吹探讨引进北约式的“核共享”机制，即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战术核武器并由日美共同使用，激进的“自主拥核论”也时有浮显，表明“无核三原则”的国内政治基础正在削弱，并与当前日本政府整体追求“反击能力”、转向“积极安保”的战略逻辑一脉相承，不排除是为战略性进取制造终极威慑背书，并进行舆论与法理铺垫。
此外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当前的常规军事能力建设也正为其“准核武装化”铺设技术路径。例如，日本大规模采购并计划本土组装的F-35A/B隐身战斗机，已被美国认证为可携带B61-12型战术核炸弹的“双用途飞机”，未来一旦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日本被纳入“核共享”安排，这些战机经过相对简单的适配即可转化为战术核投送平台。此外，日本正在发展的远程巡航导弹（如“战斧”、改进型12式等）也同样具备核常两用潜力。同时，日本在常规潜艇领域长期对锂离子电池、泵喷推进等与核潜艇技术高度相通的尖端技术持续投入，隐含着其获取战略级隐蔽投送能力的意图。日本这种“不公开拥核，却全力打造投送载具与技术储备”的策略，使其“准核国家”属性愈发突出，不仅严重冲击全球核不扩散体系，更可能在本地区引发灾难性的核军备竞赛，加剧战略稳定性崩塌的危险。
多重制约难以阻止“冒险冲动”
由于日本的防卫转型呈现出强烈的扩张姿态与巨大投入等特征，因此始终受到国际社会、国内政治以及自身能力短板的刚性制约。但是，在日本政府的一意孤行之下，这些制约非但未能使其回归理性，反而激发出一种危险的“冒险冲动”。
日本国内政治结构与社会民意未能有效遏制政府通过“制度性越界”进行法律与政策冒险。日本政府不断以“解释修宪”等手段绕开《日本国宪法》第九条的限制，在法律边缘持续试探，不仅构成政治冒险，也侵蚀了宪政秩序与国内共识。为强行实现防务开支GDP占比突破2%的目标，日本政府大幅压缩社会保障、教育等民生支出，实施以社会长期稳定为代价的财政冒险，激起国内民意反弹，但日本政府选择性地加以忽视，持续以激进方式推动防卫力量转向“进攻性”，加速所谓“国家正常化”进程。2025年12月26日，日本政府批准2026财年国防预算案，总额达到9.04万亿日元（约合580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增长9.4%。
日本在核心装备、关键技术及作战体系上对美存在结构性依赖，但这种依赖非但未能促使日本保持战略审慎，反而使其更加倾向于借助同盟掩护对战略对手进行高风险博弈，并且主动介入地区安全事务，通过强化军事一体化、扩大同盟行动范围等举措，彻底融入并服务于美国“印太战略”布局，甘当其前沿支点。从这一角度看，同盟依赖这一制约因素实际被日本政府转化为一种投机资本，使其在“受制于人”的框架下，孕育出更具冒险性的战略行为。
日本自身防务体系存在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与产业基础短板。日本虽然在导弹技术、复合材料等个别领域具有优势，但整体国防工业规模有限，市场相对封闭，高端芯片、特种材料等关键供应链环节严重依赖进口，导致其难以建立覆盖陆、海、空、天、电、网的全域自主、均衡、可持续防务体系。
以海上力量建设为例，日本虽通过对“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进行改装，寻求获取“轻型航母”的有限战力，却暴露出其在体系集成上的显著缺陷：由于无法起降固定翼预警机，仅能依赖预警直升机，导致编队态势感知能力受限；舰载机联队中F-35B的数量与直升机形成资源竞争，且缺乏专用舰载电子战飞机支援，使得其远程打击与生存能力均大打折扣。类似问题也出现在航空力量领域：日本在研发F-2战斗机的过程中，虽在复合材料机翼、有源相控阵雷达等局部技术上取得突破，但武器系统兼容、作战软件升级及数据链协同等方面严重依赖外部支持，尤其是核心发动机需长期从美国引进，导致该机型不仅成本高昂，更在升级迭代与体系融合上受制于人，难以实现真正的作战自主。
随着高端装备的全生命周期维护成本不断攀升，在防务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日本其他领域建设的空间将不断受到挤压，形成“高技术依赖—高成本维持—低体系自主”的恶性循环，使得日本无法真正进行独立、均衡且具有韧性的防务能力建设。日本政府执意推进航母化改造与远攻能力建设，不惜承受由此带来的体系风险，凸显其在防务领域“制约愈显、冲动愈强”的畸形心理与政策倾向。
警惕日本军国主义“还魂”
日本防务力量以“正常国家化”与“积极和平主义”为掩护进行的激进转型，其深层战略意图远超“应对特定威胁”的范畴，旨在系统性摆脱战后和平体制束缚，成为一个拥有完全自主性、强大进攻性威慑力和区域干预能力的“战略性军事大国”。这一转型不仅是对日本防卫能力的扩充，更是其国家战略哲学从“基于和平宪法的自我约束”转向“基于实力的开放式竞争”的蜕变，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日本在从未对侵略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情况下大力推进防务能力转型，对地区安全构成多维度、系统性的现实危害。首先，日本将本国安全建立在令邻国感到持续威胁的基础上，并通过刻意模糊“自卫”与“先发制人”界限的“反击能力”论调，大幅降低使用武力门槛，使得擦枪走火升级为军事冲突的风险急剧升高。其次，日本作为美国“一体化威慑”战略在“印太”地区的核心支点，其所推动的“美日+”小多边、“小圈子”军事合作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和针对性特征，加剧了地区军备竞赛与阵营对抗趋势，催生出“新冷战”式的集团对抗阴云。第三，日本对“核共享”的公开讨论、庞大的武器级核材料库存以及配套的先进投送平台建设，是对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的直接蔑视与挑战，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核门槛被普遍降低。第四，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在淡化、否认侵略历史，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国内政治右倾化与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同军事扩张形成共振，使得一种拒绝深刻反省、崇尚实力政治的危险社会生态不断滋长。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当前推动防务力量增长与转型的内在逻辑，包括对“海洋生命线”的控制欲、对“外部威胁”的渲染与利用、将军事强势作为大国地位核心标识的思维定式，以及其国内未能彻底清算的历史观等，都喻示着历史上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存在愈发严重的“还魂”危险。若日本一条道走到黑，继续采取突破性举措，比如实质性修改宪法第九条，正式引入“核共享”安排，或将其“反击能力”用于先发制人的干预行动，将从根本上颠覆东亚战后和平与安全架构，把整个地区推向对抗与冲突的深渊。国际社会必须对日本防务力量发展的未来走向保持清醒认识与高度警觉，以更强大的声势要求日本严格遵守其和平宪法精神与国际承诺，将其防务政策严格限定在真正自卫的范畴。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繁荣必须建立在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之上，重走军事扩张和对抗性同盟的老路将导致历史悲剧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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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丨世界知识
作者丨方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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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IITE）成立于1985年11月，是隶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我国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跟踪和分析世界科技、经济发展态势，为中央和有关部委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全球技术地图”为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官方微信账号，致力于向公众传递前沿技术资讯和科技创新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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