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2009年11月26日，上海海事大学的清晨，冷得有些刺骨。
望瑞玲像往常一样，早早地等在宿舍楼下，手里攥着两个馒头，那是她和女儿杨元元的早饭。
平时这个时候，女儿早就下来了。
可今天，直到日上三竿，那扇熟悉的宿舍门依旧紧闭。
望瑞玲心里有点发慌，她求宿管阿姨上去看看，阿姨没答应。
她又借了电话打给女儿，通了，没人接。
一股寒意顺着脊梁骨往上爬，她开始疯狂地联系杨元元的同学。
当几个女生撞开宿舍门，冲进卫生间时，所有人都吓傻了。
杨元元，那个总是低着头、说话轻声细气的30岁女研究生，半蹲在洗手台前，一条毛巾死死地勒在脖子上。
她用一种最决绝、也最痛苦的姿势，结束了自己30年的人生。
当医生宣布抢救无效时，望瑞玲瘫坐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
可随着调查的深入，人们发现，逼死杨元元的，或许不是贫穷，不是学校，而是一根名为“母爱”的夺命绳索。
02
杨元元这辈子，就像是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
1979年，她出生在湖北宜昌一个还算殷实的家庭。
父亲是名牌大学毕业生，母亲望瑞玲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在兵工厂上班，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父亲给她取名“元元”，寓意圆圆满满，还带着点“赚大钱”的期许。
可这圆满，在杨元元6岁那年戛然而止。
父亲肝病去世，家里的顶梁柱塌了。
望瑞玲是个传统的女人，以前靠丈夫，现在丈夫没了，她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了一双儿女身上。
尤其是长女杨元元。
“你是姐姐，你要懂事，你要帮妈妈撑起这个家。”
这句话，像紧箍咒一样，套在了杨元元头上，一戴就是24年。
高考那年，杨元元考出了优异的成绩。
她想学法律，想去大连海事学院，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想做一个维护正义的人。
可望瑞玲一句话，就掐灭了她的梦想：
“大连太远了，路费多贵啊。学法律有什么用？不如学经济，以后能赚大钱。”
杨元元看着母亲鬓角的白发，看着还在读高中的弟弟，她低下了头。
她把志愿改成了武汉大学经济系。
这一退，就是一辈子。
03
在武汉大学，杨元元是出了名的学霸，也是出了名的“孝女”。
大三那年，弟弟也考进了武大。
一门双杰，望瑞玲成了厂里人人羡慕的对象。
可就在这时候，望瑞玲所在的工厂要搬迁，职工需要出钱买断工龄或者集资建房。
望瑞玲一盘算，拿不出那3万5千块钱，也不想住老房子受罪。
她做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
办理内退，去武汉，投奔女儿。
她没有跟杨元元商量，直接提着大包小包，出现在了武大的宿舍门口。
“元元，妈来了，妈以后就跟你住了。”
看着母亲脸上的风霜，杨元元把到了嘴边的拒绝咽了回去。
她向学校申请，让母亲住进了宿舍。
一张单人床，挤着母女两个人。
这一挤，就是两年。
这两年里，杨元元没有隐私，没有朋友，更别提谈恋爱。
她走到哪，母亲就跟到哪。
她在食堂吃饭，母亲在旁边看着；她在图书馆看书，母亲在旁边坐着。
甚至连买一件衣服、换一个发型，都要经过母亲的同意。
杨元元就像一个提线木偶，线的那一头，紧紧攥在望瑞玲手里。
04
2002年，杨元元大学毕业。
按理说，武大的牌子够硬，找个好工作不难。
可杨元元因为拖欠了4000块学费，毕业证和学位证被扣在了学校。
没有双证，大公司进不去，公务员考不了。
她只能去培训机构教英语，去卖保险，甚至去摆地摊。
赚来的每一分钱，除了还债，大部分都交给了母亲，供弟弟读书。
那几年，是杨元元最灰暗的日子。
看着当年的同学一个个读研、出国、进外企，混得风生水起，她心里的自卑像野草一样疯长。
其实，她是有机会翻身的。
她曾考上了北大的法学硕士，那是她梦寐以求的专业。
可3万元的自费学费，像一座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
望瑞玲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家里哪有钱给你读？算了。”
杨元元又放弃了。
后来，她考上了湖北枝江的公务员。
铁饭碗，离家近，安稳。
可望瑞玲又跳出来反对：“那种小地方有什么出息？你是武大毕业的，要留就要留在大城市！”
再后来，西北大学向她伸出橄榄枝。
望瑞玲还是不同意：“西安那么远，人生地不熟的，万一被骗了怎么办？”
在母亲的“指点”下，杨元元错失了一次又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她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鸟，每一次想飞，都被母亲狠狠地拽了回来。
05
转机出现在2009年。
弟弟杨平平争气，一路读到了北大的博士。
看着弟弟的前程，30岁的杨元元心里那团火又燃了起来。
她决定再考一次研。
这次，她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学的海商法公费研究生。
那一刻，她以为自己终于熬出头了。
弟弟提出，把母亲接到北京去照顾，让姐姐安心读书。
这本是最好的安排。
可望瑞玲一口回绝：“我不去北京，我就跟着元元。”
她习惯了掌控女儿的一切，她离不开这个听话的“宿主”。
于是，悲剧重演。
望瑞玲跟着杨元元来到了上海，再次试图住进学生宿舍。
可这一次，学校没有妥协。
海事大学的宿舍管理严格，明确规定不允许校外人员留宿。
望瑞玲不干了，她在宿舍楼下大吵大闹，说学校没人情味，说自己含辛茹苦培养出大学生不容易。
杨元元夹在中间，两头受气。
一边是强硬的学校规定，一边是撒泼打滚的母亲。
她低声下气地求老师、求领导，写申请书，把自己的伤口一次次撕开给人看。
最后，学校勉强同意，帮她们在校外找个便宜的房子。
可在找房子的这几天空档期，母女俩没地方去。
那一晚，风很大。
望瑞玲为了省几十块钱的旅馆费，拉着杨元元在学校的操场上坐了一夜。
杨元元缩在母亲怀里，冻得瑟瑟发抖。
她看着远处繁华的上海夜景，心里那根紧绷的弦，终于断了。
她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努力了30年，读了名牌大学，考了研究生，却连一张睡觉的床都混不上？
为什么她的人生，永远都要被母亲绑架？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可为什么我学了那么多知识，却连自己的命运都改变不了？”
这是杨元元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疑问。
06
11月26日早上，杨元元在宿舍卫生间，用毛巾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是用半蹲的姿势死去的。
只要她想活，随时都能站起来。
可她没有。
她的死，是对这种窒息生活的最后反抗，也是最无声的控诉。
杨元元死后，望瑞玲的第一反应不是自责，而是向学校索赔。
她开口就是35万。
其中5万处理后事，30万给她买房。
她说：“如果学校让我也住进去，元元就不会死。”
她至死都不明白，逼死女儿的，不是学校的一纸禁令，而是她那令人窒息的“母爱”。
她像藤蔓一样，死死缠绕在女儿身上，吸干了她的养分，遮挡了她的阳光。
她把女儿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当成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工具。
她剪断了女儿的翅膀，却怪女儿不会飞。
杨元元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无数“病态共生”家庭的警钟。
如果，哪怕只有一次，杨元元能勇敢地对母亲说“不”。
如果，哪怕只有一次，望瑞玲能放手让女儿自己走。
或许，那个想当律师、想维护正义的女孩，现在正站在法庭上，闪闪发光。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那个被脐带拴了一辈子的女孩，最终用生命，剪断了那根绳索。
只留下一个令人唏嘘的背影，和一声沉重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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