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你到了长沙，怎么能不回韶山看看？”
一九六六年，中南海的菊香书屋内，气氛有些凝重。面对刚从外面回来的女儿李敏，毛泽东罕见地发了火。
李敏有些委屈，她解释说当时行程太紧，只是路过长沙，实在没时间回老家。
“借口！都是借口！”毛泽东把手中的烟头用力摁灭在烟灰缸里，语气严厉，“你到了家门口都不进去，你知道你九叔还在乡下受苦吗？你知道他们连饭都吃不饱吗？你这个态度，是对穷亲戚的冷漠，是忘本！”
这一顿批评，把李敏说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在当时很多人看来，主席是不是太“较真”了？年轻人工作忙，路过没回家也是常有的事。
但如果你知道了毛泽东口中的那位“九叔”是谁，如果你知道了那位九叔在韶山冲里过的是什么日子，你就会明白，这位老人的愤怒背后，藏着多深的愧疚，又藏着多硬的家风。
那个让毛泽东牵挂了一辈子的“九叔”，叫毛泽连，一个瞎了一只眼、在土里刨食了一辈子的老农民。
02
故事得从一九四九年那个秋天说起。
那时候，湖南刚刚解放。第四野战军138师的师长任昌辉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去韶山冲看看，主席家里还有没有亲人活着。
当解放军的吉普车开进那个闭塞的小山村时，整个韶山冲都轰动了。战士们在那儿打听了一圈，最后在田埂上找到了一个瘦骨嶙峋的汉子。
这人就是毛泽连，毛泽东的亲堂弟。
两家人的关系那是相当近，曾祖父是同一个人。当年毛泽东在韶山搞农民运动的时候，年纪尚小的毛泽连就是跟在屁股后面的“小尾巴”，那是正儿八经的儿童团员。
可眼前的毛泽连，混得太惨了。三十多岁的年纪，背已经驼了，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左眼眼球都没了，右眼也浑浊不清，看人的时候得把脸贴得很近。
当听说“三哥”毛润之现在成了大官，住进了北京城，毛泽连搓着满是老茧的手，半天不敢信。
部队首长问他愿不愿去北京见见主席，毛泽连憋了半天，红着脸说了一句：“家里穷，没路费，去不得。”
这一句话，把在场的战士们听得心里直发酸。
后来还是部队特批，把他和另一位亲戚李轲送上了去武汉的汽车，一路辗转，直到十月份才抵达北京。
在中南海丰泽园，阔别二十多年的兄弟俩终于见上了面。
毛泽东看着眼前这个近乎失明的堂弟，心里咯噔一下，眼泪差点没掉下来。他太清楚这双眼睛是怎么瞎的了。
那是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反动派在韶山疯狂抓人，说是要刨了毛家的祖坟，抓光毛家的人。毛泽连为了给游击队送信，大晚上的在山里跑，为了躲避追捕，只能躲在阴冷潮湿的岩洞里，风餐露宿，硬生生把一双好好的眼睛给熬坏了。
这笔账，算起来是为了革命付出的代价。
03
在北京的日子，毛泽东自掏腰包，请了协和医院最好的专家给毛泽连看眼睛。
手术做了，坏死的左眼被摘除，右眼勉强恢复了一点视力。医生本来建议装个假眼球，为了美观嘛。可毛泽东一听要花不少钱，立马就跟毛泽连商量：“老九啊，这假眼球咱就不装了吧，装了也看不见，还浪费钱，咱们是农民，不讲究那个排场。”
毛泽连一听，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是个老实人，三哥说啥就是啥。
眼病看完了，接下来就面临着最现实的问题——生存。
那段时间，毛泽连和李轲住在丰泽园，看着北京城的繁华，心里难免起了点波澜。
李轲大着胆子跟毛泽东提了一嘴：“主席，你看我们在老家种田实在太苦了，饭都吃不饱，能不能在北京给我们安排个工作？哪怕是扫地看大门也行啊。”
毛泽连虽然没说话，但眼神里也透着渴望。
这话一出，屋里的空气瞬间就凝固了。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他点了一支烟，深吸了一口，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们的困难，我晓得。泽连的眼睛是为了革命瞎的，我心里比谁都难受。但是，我现在是国家的主席，不是毛氏宗族的主席。我手里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如果我利用这个权力给自己的亲戚安排工作，那我和封建皇帝有什么区别？老百姓会戳我脊梁骨的！”
这番话，说得并不重，但分量千钧。
看着低头不语的两位弟弟，毛泽东语气又软了下来：“你们还是回老家去吧，种好田，多打粮食，也是为国家做贡献。至于家里的困难，我从我的稿费里挤出钱来帮你们，绝不让你们饿死。”
临走的时候，毛泽东把自己穿过的旧大衣、旧皮鞋都拿了出来，塞给了毛泽连。在火车站，他拉着毛泽连的手，千叮咛万嘱咐：
“回去以后，千万不要打着我的旗号去找政府麻烦，凡事要带个好头。你是我的亲戚，不仅没有特权，反而要比别人受更多的苦。”
04
回到韶山后，毛泽连的日子过得那是真叫一个苦。
他眼睛不好，干农活不利索，家里又有老娘、老婆和两个孩子，一家五张嘴，全指望他那点微薄的工分。
最难的时候，家里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吃饭就是白水煮野菜。
即便这样，毛泽连也从来没向当地政府张过一次嘴。乡里的干部知道他是主席的堂弟，有时候想给点特殊照顾，送点救济粮，都被他硬邦邦地挡了回去：“主席说了，不能搞特殊。”
一九五二年，对于毛泽连来说，是天塌地陷的一年。
先是他在开荒的时候，因为看不清路，一脚踩空从山坎上摔了下来，把腿给摔断了。这下好了，眼睛瞎了，腿也瘸了，家里的顶梁柱彻底倒了。
紧接着，他的老母亲“慰生六婶”也因为常年劳累，一病不起。
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毛泽连看着躺在病床上的老娘，急得直撞墙。万般无奈之下，他让邻居代笔，给北京的“三哥”写了一封信，想去北京治腿，顺便借点钱给娘看病。
信寄出去了，毛泽连天天盼着回信。
可左等右等，等到的是什么呢？
七月份，回信终于来了。毛泽东在信里写得很直接：
“信收到了，知道你脚断了，母亲病了，我很挂念。但是，不要来北京，北京的医院也不见得能治好你的腿，来回折腾费钱费力，还是在当地养着吧。”
这封信，像一盆冷水浇在了毛泽连头上。
他不知道的是，毛泽东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心里有多煎熬。那时候国家刚打完仗，百废待兴，到处都缺钱，毛泽东带头缩减开支，他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因为私事动用国家的医疗资源。
没过多久，老母亲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
家里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最后还是村里的乡亲们凑了点木板，草草安葬了这位抚养过革命烈士的老人。
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心里难受极了。他立刻从稿费里拿出了300块钱寄回韶山，并在信里嘱咐堂兄毛宇居：“一百元作为六婶的葬费，二百元给泽连治病。”
从那以后，毛泽东每年都会从稿费里拿出200到300元，寄给毛泽连，这一寄，就是整整二十年。
这笔钱，成了毛泽连一家活命的根本。
05
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当李敏说自己路过长沙没回韶山时，毛泽东会发那么大的火。
在毛泽东心里，韶山不仅仅是故乡，更是他精神的根。那里埋着他的父母，住着为革命做出过巨大牺牲的亲人。
毛泽连一家，满门忠烈。二哥毛泽华牺牲了，姐姐毛泽建牺牲了，四弟毛泽青也早早投身革命。这样一个家庭，如今却过着最贫困的生活。
作为后辈，路过家门而不入，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情感上的缺失，更是阶级立场的问题。
他对李敏的批评，不仅仅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教诲，更是一个领袖对下一代不忘本、不忘根的严厉要求。
毛泽东的这次发火，给李敏上了一堂终身难忘的课。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
这个消息传到韶山，毛泽连哭得昏死过去。失去了“三哥”的资助，这个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但是，毛泽连依然死守着那个承诺：不找政府，不给国家添乱。
李敏和李讷并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
七十年代末，李敏回到韶山，专门去看了毛泽连。当她走进那间破旧的土砖房，看着家徒四壁的景象，看着九叔身上打满补丁的衣服，眼泪瞬间就下来了。
她终于明白了父亲当年的愤怒，也读懂了父亲那份深沉的爱。
李敏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钱，塞到了九叔手里：“父亲不在了，还有我们。以后有困难，跟我说。”
八十年代初，毛泽连的妻子张玉莲去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李敏把婶婶接到自己家里住，临走时，又硬塞了100块钱。
要知道，那时候李敏自己的日子也不宽裕，也是靠工资过日子，但她觉得，这是替父亲尽责。
李讷也是一样。1984年，李讷和丈夫王景清路过长沙，专门转道回韶山看望九叔。看着老态龙钟、双目失明的叔叔，李讷哭得像个孩子。
临走时，她拉着堂弟毛岸平的手说：“弟弟，我们回来一次不容易，叔叔就要多麻烦你了。家里有什么难处，虽然我们能力有限，但一定会想办法。”
一九九五年，毛泽连在韶山病逝，享年八十二岁。
他这一辈子，大半时间生活在黑暗中，一辈子没有走出过韶山冲的穷山沟，一辈子顶着“主席亲弟弟”的名号，却过着比普通农民还要清贫的生活。
他在弥留之际，对儿子毛岸平说了最后一番话：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大伯。他那么忙，还要操心我们的吃喝。我没给国家出过力，却花了他那么多稿费……你们以后，千万不能给政府添麻烦，要凭本事吃饭。”
这番话，听得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这就是毛泽东的亲戚，这就是开国领袖的家风。
在那个特权可以轻易变现的年代，他们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守住清贫，守住底线。
这种“傻”，在今天看来，或许有些不可思议。
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傻”，有这样近乎苛刻的自律，才撑起了那个时代共产党人高大的脊梁。
这样的穷亲戚，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尊敬的“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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