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六大名著改为四大名著，去掉的那两本家喻户晓，你可能想不到|三国演义|六大名著|四大名著|小说|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西游记

众所周知，我国当今文坛公认的“四大名著”指的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红楼梦》。这四部作品代表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巅峰，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不朽的艺术成就。

然而，文学的“名著”榜单并非亘古不变，它如同一个时代的文化名片，反映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气、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事实上，“四大名著”这个说法在明朝便已出现，但当时的榜单却与我们熟知的截然不同。在历史的演进中，这个名单曾经历多次更迭，甚至在近代一度扩展为“六大名著”。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于新的时代需求和文化考量，这个榜单才最终被筛选、定格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四大名著”。而那两本被“精简”掉的作品，时至今日依然声名显赫，家喻户晓。

一、明代风尚：经典与通俗的初次碰撞

“四大名著”的提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但有趣的是，在明朝初年，受当时社会风气和文人审美的影响，最早被并称为“四大名著”的，竟是《史记》、《庄子》、《水浒传》和《西厢记》。

这个组合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奇特，它跨越了经、史、子、集，将严肃的历史巨著、深邃的哲学经典与通俗的白话小说、戏曲剧本并列。这恰恰反映了明代思想解放、市民文化兴起的独特背景。

《史记》自不必多言，鲁迅先生誉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早已超越了“史”的范畴，其高超的叙事技巧、生动的人物刻画，使其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即便在当时，许多人也是将其作为精彩绝伦的“故事会”来阅读的。

《庄子》则是先秦诸子散文的艺术巅峰。它以汪洋恣肆的想象、瑰丽奇诡的寓言，构建了一个浪漫而自由的哲学世界。与《论语》等语录体不同，《庄子》更善于用故事来阐述哲理，其散文的写法标志着先秦散文的成熟。它所代表的浪漫主义精神，使其在文学史上地位卓然。

将《史记》和《庄子》列入，体现了当时文人对传统经典的尊崇。而《水浒传》和《西厢记》的入选，则标志着市民文学的崛起。

《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其描绘的草莽英雄反抗压迫的故事，极大迎合了明初社会底层的心理需求。施耐庵在书中对朱元璋、徐达、常遇春等人（如“神机军师”朱武、“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的隐晦影射，更使其在坊间流传甚广，备受推崇。

而王实甫的元杂剧《西厢记》，以其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和优美动人的曲词，成为了反抗封建礼教、追求爱情自由的象征，在民间影响力巨大。

这个“四大名著”的初代榜单，是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一次奇妙融合。但随着时代发展，这种“混搭”的格局注定要被打破。

二、清末鼎盛：“六大名著”的合流

明清两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黄金时代，杰作频出，小说的文学地位也获得了空前提高。随着《三国演义》、《西游记》（均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广泛传播，以及清代《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的横空出世，原有的“四大名著”榜单显然已经无法概括小说领域的最高成就。

于是，《史记》和《庄子》首先被“请”出了这个榜单。并非它们不够优秀，而是其“史学巨著”和“哲学经典”的地位日益巩固，再将它们与通俗小说并列，反而显得有些“委屈”了。而《西厢记》作为戏曲剧本，体裁不同，且篇幅较短，也逐渐脱离了“名著小说”的行列。

新的经典不断涌入，取代了它们的位置。到了清朝末年，经过文人墨客和书商的不断推荐与组合，“四大名著”的说法逐渐演变成了“六大名著”。这个“六大”的名单，正是在我们今天熟知的四本（《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基础上，加上了另外两部清代诞生的杰作——《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

这一时期的“六大名著”，可以说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的最高峰会。

《三国演义》的历史演义、《水浒传》的英雄传奇、《西游记》的神魔幻想、《红楼梦》的人情世态，这四部作品构成了白话长篇小说的基石。而《儒林外史》则开创了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巅峰，其对科举制度的深刻批判和对文人众生相的传神描摹，无人能出其右。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更是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推向了极致，其“谈狐说鬼”的奇幻笔法下，蕴含着对社会黑暗的洞察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在清末到民国时期，这六部作品共同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荣耀，它们在思想性、艺术性和流传度上均达到了顶峰，是当时公认的文学瑰宝。

三、时代甄选：从“六”到“四”的定格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新的社会制度、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文化需求，都要求对过往的文学遗产进行重新的审视和甄选。文学，尤其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名著”，被赋予了教育人民、服务社会的新功能。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六大名著”的榜单面临着一次重大的“精简”。最终，《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从这个名单中被移出，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四大名著”格局。

需要强调的是，一本书被排除在“四大名著”之外，绝非因为其本身的质量不过关。相反，《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时至今日仍是家喻户晓的伟大作品。它们被“去掉”，是基于当时特定的时代考量。

《儒林外史》被移出的原因，与其核心内容有关。这部“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巨著，其讽刺的锋芒直指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我们熟知的《范进中举》便是出自此书。在清代，这本书的批判精神是极其宝贵和震撼的。但在1949年之后，科举制度早已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而烟消云散。对于新时代的读者而言，书中对科举弊病的猛烈抨击，其直接的现实意义和社会共鸣自然有所减弱。同时，书中描绘的那些追逐功名的老儒生，其整体基调被认为偏向“消极”和“灰色”，与新时代昂扬向上的建设热情相比，其“教育意义”被打了折扣。

与《儒林外史》不同，《聊斋志异》被去掉的理由则更为直白——“过于奇幻”。《聊斋》全书都在写“神鬼妖魔”之事，虽然其内核同样有描绘社会黑暗、寄托作者理想的深刻内涵，但其表现形式在当时看来却存在“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倡导科学，破除“封建迷信”是重要的社会任务。《聊斋志异》刻意将故事写得亦真亦幻，极易被普通读者视为宣扬“怪力乱神”。这与《西游记》有着本质区别。《西游记》是一个完整的、架空的神话体系，读者一眼便知其为“神话”；而《聊G斋》的故事则大多发生在现实的村镇书斋，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这在当时被认为容易“误导”读者。

因此，出于对现实意义的侧重和破除封建迷信的考量，这两部伟大的作品最终被移出了“名著”的顶级殿堂。而留下的四部作品：描绘农民起义的《水浒传》、展现历史风云的《三国演义》、充满反抗精神的《西游记》以及深刻揭示封建家族没落的《红楼梦》，则被认为更符合新时代的价值取向和文学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