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盛夏，长江水气蒸腾。武汉东湖宾馆里，23岁的唐闻生捧着词汇卡片，汗珠沿额角滑落。她知道，再过半小时，毛主席就要在江畔接见亚非作家代表团，而负责英语翻译的，正是自己。手心发烫、心跳飙升，那一刻她甚至怀疑能否站稳——对于初入外交部的新人而言，这是无法预演的硬仗。
紧张归紧张，接见开始前，毛主席突然改变安排，决定只同来宾握手寒暄不正式发言。唐闻生如释重负，却深切体会到，在领袖身边工作的标准是一丝不苟。回到驻地，她对同事说：“再给我一次机会，绝不晕场。”没人笑话她，因为全体译员都懂那股压力的重量。
要追溯这位才女的底色，还得回到1943年2月的纽约布鲁克林。一声啼哭刚落，老友冀贡泉随口一句“闻父而归生”，便把小姑娘的名字定下。从此，“唐闻生”三个字注定与国际视野联系在一起。父亲唐明照其时正在美国主持《美洲华侨时报》，用稿件和募捐为国内抗战呼号；母亲张希先在侨界穿梭，维系联络。书报与演讲铺成了唐闻生最早的“游乐场”。
初小读的是曼哈顿“小红屋”，周围住着音乐家、社会学家、自由撰稿人。得天独厚的语言环境让她对英语的把控如同母语。1950年冬天，一家三口借船票化名悄然回国。解放初期的北京风尘扑面，九岁的唐闻生站在台基厂1号的四合院里，被一种全新的时代气息包围。
十年苦读，她换来一纸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录取通知。校园里高手林立，可她只用三年修完五年的课程。1965年毕业分配，周总理亲点的“青年翻译梯队”名单中出现了她——这并不意外，冀朝铸早就把这位女学生的训练成绩塞进总理的案头档案。
进入外交部教育司，她先翻文件、译公电，工作日常看似枯燥，却练就瞬时理解、同步输出的反应。一年后便调入领袖翻译组，历史车轮开始提速。1970年，毛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会见斯诺，唐闻生立在椅背后，用干净利落的英句把主席的幽默传递给老朋友；斯诺笑得爽朗，主席转身夸她一句“灵气足”，让记录员也眉梢带笑。
1974年5月，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到访。交谈间，主席忽然运用三段论，指着身旁姑娘说：“唐闻生是人，所以——也要死。我劝她改叫唐闻死，可她嫌不好听。”屋内一阵大笑。尴尬被笑声消解，唐闻生脸却没红，她已学会以从容接球的方式应对领袖的即兴。
周总理那里，她收获的是另一种考验。1971年人民大会堂晚宴，周总理同美国新闻界人士碰杯，医生再三嘱咐少酒，可外交场合难免多举杯。见总理又要干一杯，唐闻生几乎是下意识站起：“总理，您不能再喝了！”一句中文惊住全席，随后她转回英语为客人解释，总理温和示意理解，仍顺势抿了半口。宴后，邓颖超握住她的手：“谢谢你关心他的身体。”巨细靡遗的体贴自此写进总理的个人档案。
一次小失误也成了笑谈。周总理携夫人会见外宾，唐闻生顺口把邓颖超译作“lover”。总理轻摆手：“No， married almost fifty years.”那双目光里没有责怪，只有提醒——外交语言要严谨。她连忙改口“wife”，此后再未犯同类差错。
1976年终，三位共和国巨星相继谢幕。1月8日周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离去，9月9日毛主席驻笔；同僚视线里，唐闻生沉默许久。那一年，她不过33岁，却已经历一次时代轮替的冲击。
80年代起，她转往中国日报社、铁道部外事局、中国侨联等单位，岗位变了，翻译习惯的笔记本没变：左页列英文，右页平行中文，行距夹批注。有人问她为何一直单身，她笑答：“行李还装得下婚姻吗？”语气平淡，没有半分矫情。
1999年，她被选为全国侨联副主席，常驻前门东大街办公。每逢会议间隙，同事偶遇她，总能看到那支旧派钢笔和翻得卷边的《外交文件写作指南》。有意思的是，她在签名时仍写全名，没有因为当年主席那句玩笑而改动分毫。
唐闻生把近四十年青春交给了外交与翻译。2000年以后，她逐步淡出公众视线，但那几卷密密麻麻的外交速记本依旧静静躺在档案馆里，纸页泛黄，却依旧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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