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腊月，太行山深处的寒风割面，年轻参谋成冲霄守在地图前，火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那一晚，正太铁路的爆破计划刚刚敲定，他抬头对战友感慨：“炸掉这条线，日寇就得憋屈。”一句半玩笑的话，却把生死写进了青春。
八年抗战，成冲霄始终没有离开太行。他会写会算，被调去随营学校、参谋训练队轮番深造，刘伯承校长看过他的战场沙盘后只是点头。枪声与课堂同时敲击他的神经，文化兵的笔与指挥刀并用，他学会了在山谷回声里听出敌人的炮位。
胜利来得突然。1945年秋，成冲霄站在弹坑边，抖掉军装上的尘土，悄悄记下牺牲战友的名字。他说自己是“太行山的儿子”，理由很简单：伤疤、婚礼、入党誓词，全埋在那片石头地。
解放战争转场淮海。二野六纵冲破宿县防线，他指挥的连队三个小时轮换三次冲锋，刘邓首长一句“不错”，让他彻夜难眠。随后入朝作战，志愿军第十二军101团的番号跟随他越过鸭绿江。熬过零下三十摄氏度的长津湖侧翼，他的团一个班不少地撤回，军人名声在冰霜里亮了。
1955年授衔典礼，军号响起，他胸前佩上一枚上校军衔。那时他才三十八岁，军装笔挺却心里犯嘀咕：战争结束，人能闲得住吗？十二年后，他又晋升大校，仍在南京军区第十二军，这一待就是整整二十余年。
1978年盛夏，他以十二军军长身份参加南京军区会议。会上有人提及南疆局势紧张，他当即递上请战报告，词句干脆，只一句“老兵未老，条件合适，随时能打”。报告很快退回，上峰婉拒，理由简单：东南方向暂无大规模作战任务。
1979年2月，中越边境炮火骤起。六九六医院张榜征集医疗骨干，两小时内报名表就满了两页。成冲霄的长女成拂晓签字时没说话，她丈夫也紧跟着留下姓名。夫妻俩谁也不知道对方已决定奔向前线。
院方考虑到家庭实际，提醒二人可留一人照看孩子。正犹豫间，南京的一通电话打到值班室——“你们去，我给你们看孩子。”沙哑声音带着命令味，却让人心头一热。值班员将听筒递过来，成拂晓只听见父亲再补一句：“国家用人，不挑男女。”短短十八字，她眼眶发酸。
此时成冲霄已六十二岁，仍住在军部大院练早操。为了迎接外孙，他提前请了两天假，自己去车站等女儿。凌晨一点多的站台人声鼎沸，他挥手大喊：“这边！”身旁陌生士兵愣了：一位大校竟抱着啼哭的小娃，全然不顾仪态。
第二天，摄影师为一家人拍合影。闪光灯连闪三次，成冲霄突然抱起小儿子站到镜头正中。底片洗出，他把照片夹进作战日记，旁边写道：“或许是诀别，留个影，总不坏。”别人看着瘆得慌，他却若无其事。
临别夜，孩子发烧到三十九度。成拂晓坐在床沿手心都是汗。老父亲看了看表，只丢下一句：“火车等人吗？”语气严厉，可他转身就在灶间找毛巾敷孩子额头。母亲跟进来低声说：“姑娘，走吧，小烧能退，你的任务更急。”那一刻，忠与孝的天平倾向了边陲炮火。
医疗队从南京开往南宁，之后再换乘军用卡车一路颠簸。六天五夜，一百多个小时，车厢像闷罐头，汗味、汽油味和咸菜味混在一起。行至凭祥，夜色中能看见炮口闪光，轰鸣声滚过群山，好似闷雷。年轻军医们没有慌，反倒兴奋，成拂晓想起父亲常讲的“手痒”二字，忍不住苦笑。
前线救护站搭在橡胶林后，伤员一波接一波抬来。最忙那天，四台手术并行，她连续工作十八小时，手酸得拿不起剪刀。夜半值班，她给丈夫递杯糖水，只说一句：“挺住。”算来也就是两秒钟的对话，却成了二人整场战事的全部浪漫。
家书隔三五天就到。父亲的字迹仍像参谋图标那样工整，信里却只聊琐事：小外孙会喊“爷爷”，大外孙顽皮摔坏茶壶。最后一句固定格式——“安心工作，家中皆好。”短短十个字，每次读完，帐篷灯下的医护们都安静几秒。
6月，成拂晓所在医疗分队奉命撤回。列车到达广州军区机关，她与丈夫领到自卫反击参战纪念章。两人特意把奖章用红绸包好，坐夜车回南京。清晨敲开父亲家门，孩子还在睡梦中。“爸，这是给您的。”她把奖章递过去。
成冲霄接过，粗糙手指一点点抚摸金属边缘，像校对作战地图那样认真。半晌，他笑了，语气放轻：“当年授衔的那枚铜星，也没今天这感觉。”很快他把奖章挂进客厅相框，旁边是自己的上校、后来的大校证书，他解释：“前者代表过去，后者是继续。”
再之后，电话里有人问起他的最大骄傲，他只说：“太行山给我的刀疤算一个，女儿女婿的这回出征，再算一个。”说完哈哈直笑，像一名老兵对着晚风吹响冲锋号，声音不高，却足够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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